何雪松：流动性与社会治理

我主要谈三方面内容：第一，我以为新时代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社会的流动性在加强，我尝试从理论上理解流动性；第二，我们看到，回应这个流动性的时候社会治理遭遇的困境；第三，尝试对治理作点理论思考。

流动性：流动的时间、空间与社会

（一）“流动”作为理解当代社会的中轴概念

流动应该可以成为理解当代社会的一个中轴概念，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人类社会的流动性增强了，人、信息、资本、物体都溢出了传统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定，也包括传统的组织架构的限定，形成流动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如果说在静态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中，稳定被视为积极、正常并值得推崇的有意义的状态，而将变化、移置等视为非常态和失序，那么当代社会呈现的流动性特征，已经不可能将世界看成由空间之中固化的人与物组织而成，因为流动是世界运转的常态。

有一位研究移民的托马斯（Thomas Faist）说，社会科学研究正在面临“流动的转向”。实际上，在很多的社会理论家里面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比如鲍曼讲到流动的现代性，鲍曼以“流动的现代性”，区分于固态的现代性，从而理解现代社会的诸多新的变化。“流体”会轻易地流动着，流体非凡的流动性，使人把它们和“轻松”的思想联系在一起。我们把“轻”或“不重”与流动性和多变性联系在一起。这样的“新”、“轻”与“快”越过了我们以往的认识范围，“瞬时性的降临,将人类文明和人类道德伦理引领到了一片没加标注的、未加开垦的版图, 在那片领土上，学到的处理生活事务的大多数习惯,都已经失去了它们的作用和意义。”

英国社会学家URRY写了本书，他说，我们社会学要超越社会，原来的社会学理论立足于人是固定的，而今天的社会学理论是要超越的这样的理解。他在2011年英国社会学杂志上直接写了一篇文章《流动的社会学（Mobile Sociology）》，他认为物体都超出了地理的界限，这是因为人、物品、想法、风险、技术以及社会网络都越过了地理的界限，包括国界，从而产生了新的流动形式和流动关系, 这样的流动形式和流动关系相互关联且带来新的社会后果。

另外一位很著名社会学家卡斯特在三部曲里其中有一部《网络社会的兴起》，就提出了流动空间的概念，他认为“我们的社会是围绕流动而建构起来的，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的流动、映像、声音和象征的流动。流动不仅是社会组织的要素而已:流动是支配了我们的经济、政治与象征生活过程之过程”在日益强大的全球化经济带动下，流动空间逐渐弱化城乡区域或地方空间的行政边界、社会关系及政治制度的限制作用。

卡斯特有一段话写的非常好：“因此，人民确实依然生活在地方里。但是，由于我们社会的功能与权力是在流动空间里组织，其逻辑的结构性支配根本地改变了地方的意义与动态。由于经验关联与地方，因而抽离了权力，且意义逐渐与知识分离。结果是两种空间逻辑之间的结构性精神分离，构成破坏城市沟通渠道的威胁。支配性的趋势是要迈向网络化、非历史的流动空间之前景，意图是将其安放在分散的、区隔化的地方里，让这些地方之间的关联逐渐丧失，越来越分享文化符码。除非在这两种空间形式之间可以建造文化、政治与实质的桥梁，否则我们或许会一头栽向平行宇宙里的生活，彼此的时间无法配合，因为这些宇宙被包容进同一个社会超空间的不同向度之中。”

我们在上海调研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居住在哪个街道。我常常跟街道书记说，其实你没有自认为的有用，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住在哪个街道，那你重要吗？很多人也不知道自己住在哪个街道，只要记得门牌号码，快递可以到就行了，街道、居委会的人来不来大家并不关心，其实这个流动性已经把改变了地域空间的意义。对很多人来说，他的生活空间是由互联网、电邮、电话建构的空间，不是局限于一个地理空间。所以卡斯特其实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

当然，区域空间还在，流动空间和区域空间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在社会治理里非常有挑战。

（二）流动的时间：时间的争夺控制与同时性假象

他没有谈流动的时间，我补充一下。现在我们大学老师教书最核心的任务就是争夺流动的时间，时间就在手机里，所以老师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学生从手机上吸引过来，但是基本上我们都失败，这就涉及到非常有趣的同时性假象，虽然我们在一起开会、一起上课，其实大家并不在这个时间里，这是一个“同时性假象”的时间。

时间在流动，也是在快速流动。因为我们知道，按照福柯的说法，治理是对人口的控制，而对人口的控制最核心的就是时间和空间的控制，所以他写的很多文章都是对时间和空间的控制。如果时间是流动的，当然治理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

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Latour）说，人们在很多时候并没有归属于某个既定类型的群体，因为所有人的社会集合体都可能是流变的，不断产生、消失、分类和重置。因此，社会学应当追溯行动者聚合和分解群体过程中留下的活动痕迹，这就是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的要义。他挑战以往所谓的社会的社会学，要建立所谓的连接的社会学，因为他认为以往的社会的社会学比较好地去思考实体结构，今天是呈网络状、流动式的，我们就只能是一种连接的社会学，通过所谓的行动者网络能看到那个痕迹，看到这个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

社会治理的困境与“固态”的社会想象

这些理论问题都有助于我们思考我们正在面临的这样一个新的社会，但是我们的治理模式变化不会那么快。比如我们现在还存在大规模地使用运动施治，上海过去几年搞“五违必治”、交通整治，轰轰烈烈，“五违必治”就把很多所谓的违章建筑、违法用地给干掉了，其实当初这些违章建筑不少都是地方官员自己盖的，盖违章建筑的人升官了，把它拆掉，大家又升官，非常有趣。

我一直觉得，很多违章建筑、违法经营是社会最有活力的地方，但是非常难管，比如大学周围就有很多的小店，它们便宜。这个社会需要很多很便宜的服务来把我们养大，可是现在要么把它合法化，要么就把它拆掉，这个社会成本就很高了。我估计上海的教授以后就请不起家政了，因为价格会很高。

当然，面临着很严峻的去组织化的趋势。我们的做法是党建引领，过去几年非常强调党建引领，包括两新组织党建。还有发展社会组织、社区建设，但是这些是是不是真正地把那些流动的人能够连接起来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党建引领，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比较有效，但流动速度加快之后，很多流动的人就没那么容易引领了，现在基层的很多创新就在这方面。

我们的管理也不断下沉，但我常常批评一个词——网格。我每次说到这个词都让我想起我是鱼网里的小鱼，非常不舒服，我一直建议地方官员能不能创造一个新的词，让我们稍微舒服一点。虽然我知道我是被你控制的，但是你总归让我心理上稍稍好受一点。搞了网格，还搞了网格员，让人不舒服。还有楼组，现在的治理，要到楼组，甚至到家门口。我很反对，因为我不希望有人经常跑来。在我居住的小区里，我也从来不参与各类小区活动，但是我还是天天讲社区工作、社会工作的教授，非常反讽。我用我自己为例告诉大家社区建设在中国是多么艰难，因为我觉得他们搞的活动跟我没有关系，我也很少有兴趣。他们有时候送我一包枣子，我觉得没必要。但是有情感在，因为很多书记都听过我的课，没办法，他来了我还得很客气。

总体的一个判断是，在一个快速流动的社会里，人是移动的、动态的，是穿行在网格之间的，所以我说，网格化管理一定是只管着那些很固定的人，凡是可以穿行在网格之间的人你就很难管，人盯人的具体方式是重的，不足以应对流动性之轻，夷平化机制难以抵挡流动性社会的多样化趋势，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社会治理的一个困境。

这个困境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以为，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固态的社会想象。从历史上看，我国很早就搞编户齐名。到我党最重要的就是支部建在连队上，到延安经验、到单位制度、到人民公社，都讲固态。人流动了，没有掌控感。

十九大重视农村，提出农村振兴战略，因为城里很多人留不下来，要回去，你不让农村振兴，这么多流动的农民就可能会成为不稳定因素，所以要搞农村振兴。再之前是把农村的税费取消了，农村税费取消的好处是从道德上保持了农村的稳定。现在各地都还有“流民恐慌”，大城市天天在搞人口调控，这需要认真反思。

迈向新的社会想象与新的治理观

要迈向新的社会想象与治理观，流动应该是一个常态，这个社会或者社区是不是真的我们所说的建设的一定地域的范围呢，还是一个连接、还是一个网络，是借着我们手机而形成的网络，那可以叫社区，不一定是我们现在区域范围内的社区。还有大量不在场的在场者，我不在你这个地方，但其实我是关注你的，所以中央非常重视网络舆情，我们专门成立网信办，因为报纸大家都不太看了，看微信。

要迈向新的社会想象，一定要思考与流动性怎么共存，你再把这么多人口重新固定回去，我以为是很难做到的，即便做到了，成本也是极其昂贵的。

我们要形成怎样的治理观呢？鲍曼提出园艺式的治理观，就是要把所有的地方弄得干干净净，不好的地方清除掉。当然，把这个社会不好的东西都清除掉，我们会觉得很舒服，但是谁承担这个成本？我们能不能做得到？这大概是福柯意义上的过度治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有过度治理的倾向，要治理到人家的家门口，这是否符合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这是需要思考的。

还有一种叫简约治理，自由主义倡导要简约治理。简约治理现在也面临很多困难，因为流动，比如说，这种简约治理肯定抵挡不住恐怖主义。在中国，治理不太可能是简约式的，一旦简约，基层的人就没有活干了，庞大的基层一定要养着，不养着，他们会变成不稳定因素。

我想，也许理论上我们应该要中庸治理或适度治理，但是度在什么地方？什么是恰到好处的治理？我不知道。

本文基于何雪松教授在2017年11月4日清华大学《“新时代社会治理的中国道路”高端论坛》发言整理而成，略有修改，经发言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