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
郑也夫《文明是副产品》出版
郑也夫：《文明是副产品》
我相信，这部力作将开拓我们的视野，更新我们的观念，甚至改变我们的某些思维方式，诸君一定会受益良多。 ——易中天
书名：文明是副产品
作者：郑也夫
ISBN: 9787508655024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年10月20日
定价：42.00
【内容简介】
作者用独具见识，富于想象且细致的考辩和大胆的推论，从◆外婚制◆农业◆文字◆纸张◆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这些人类早期的最伟大发明，来思考人类文明的产生。
人类的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副产品”造就的，不是有直接用途的那些东西造就的。事实上，人类文化宝库里的大多数东西，没有实际用处。没有实际用处的东西要比有直接实际用处的东西的知识含量大得多。无用之学最后才有大用处。
【作者简介】
祖籍不可考。1950年生于北京。1963年考入北京八中，1968年7月离校赴北大荒。在校时曾任班长，此乃一生中的最高职务，以后近40年中始终是标准“布衣”，未担任过任何一级正式与非正式的官职。在北大荒务农、造砖、伐木、采石、教书，逾八年。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读书。1979年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1982年获哲学硕士。1985-86年在美国丹福大学社会学系读书，获社会学硕士。因不满时下学术空气，不断跳槽，先后在北京社科院、中国社科院、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供职，唯社会学专业至今不綴。曾任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主持人，“实话实说”总策划，不堪各级“婆婆”的审查管束，终于金盆洗手。曾作自我素描：懒散，不整衣冠，精神上却有洁癖，若游戏规则不公正宁可不参加。青年时代思想步入异端，再难返回正统。微染自虐症，少时习中长跑，年近五十患冬泳症。以争辩为快事，虽对事不对人，却也常常得理不让人。
【精彩书摘】
目的论与副产品
人类巨大好奇心的重要投射，是万事万物之因果。几千年来为探究因果，形成了从巫术、宗教到科学的一个个思想体系。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探究的是生物演化之因果。其方法之前无古人在于“以果推因”。品克称之为“反向工程”。(品克，1997， 26)工程学是从一个目的和一些方法出发，设计和制造出一件件产品。反向工程学是从已完成的工程——一个个产物出发， 去推断其产生的原因和形塑的过程。工程中所贯彻的是工程师的目的。达尔文以生物进化取代上帝创世纪，就否定了大自然中的设计师和贯穿其中的目的。
但人类，包括达尔文本人，在有神论文化中浸淫的时间太久，乃至达尔文无法找到不被“目的论”沾染的语言，众生们更难以理解对世界的不含目的论的解释。达尔文说“自然选择”，读者们会立即做出“选择必有其目的”的理解。从字面看这理解不离谱。但这却是最大的误解。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中，真的没有“目的”。一个物种中不同品性的成员比如灰蛾子和黑蛾子，比如跑得快的羚羊和慢的羚羊，置身一个既定的环境中，天敌(在其他场合，决定力量可以是水源、食物源、气候等)决定了某一品性的蛾子或羚羊易于生存和繁衍，另一品性的蛾子或羚羊难于生存和繁衍。这便是自然选择。这里既无上帝，也无目的。若换一个环境，发生的就是另一种结局。环境的偶然性，基因变异的偶然性，共同决定了自然选择是偶然、无目的的。讲生物进化之无目的性，即使限于上述范畴，说服众生已属不易。如要厘清人类的特征，人类所做的事情，人类历史中的目的与无目的，堪称难上加难。
中世纪思辨哲学大师说：遇到矛盾，先找出差别。我们且将包围我们的万事万物概括为四大类别：无机的世界，动物， 人类，人类的历史。通过辨析其差别，逼近我们最终的问题：目的同人类历史与文明的关系。
水在零度时固化成冰，一百度时沸腾汽化。绝大多数人同意这是其物理属性，其中没有意志且不以任何一个生命体的意志为转移。
动物的世界与之截然不同，动物既是活物，又有定向性行为。候鸟换季时的迁徙，食肉类动物遇到猎物时的疯狂追杀， 难道不都是自主行为吗?有自决，有方向，难道不构成“目的” 吗?生物学家告诉我们：方向性是无疑的，但那些行为却不是自决，而是程序决定的。如果不是电脑的发展和普及，众生很难明白程序是什么。现在好了，大家都明白，只要程序设定好了，它日后一旦被启用就会按部就班，此与目的无涉。虽然生物体中的程序比电脑中的程序不知要古老多少个世代，却是这位曾孙帮我们理解曾祖父行为中的内设。这程序是哪来的? DNA 带来的。“程序怎样运作是生物学中最难于研究的一个方面”。宏观地看，
程序不仅包括蓝图而且还具有如何运用这蓝图所含有信息的指令。就计算机程序和细胞核的DNA而言，程序和执行机制是完全分离的。……它可以是进化的产物(一切遗传程序皆如此)，也可能是开放程序所获得的信息，或者是人类制造的机械，至少在原则上凡是不能导向可预测目标的事物都不能看作是程序。(迈尔，1988，50，51)
具体而言，程序之转译成程序目的性行为即受感觉器官的输入又受体内生理状态(主要是激素状态)两者的极大影响。(同上书，52)
“目的”是意识和理性的产物。在程序转译为动物行为时， 不是刻意要跳过理性，而是因为动物根本就没有理性，它只好走DNA 注入程序的路子。峨眉山的猴子和广场鸽的乞食，貌似目的性行为，实则与候鸟在深秋时离开寒冷少食的北方并无二致。经后天调试是很多程序的题内之义。当然笔者同意从动物到人类呈现出演化的连续谱，几支大猿类动物的行为中有可能包含了一些目的。但我们可以说，绝大多数动物的行为中没有“目的”。不错，以往对动物行为的叙述中，每每带有目的论的色彩，它引导读者认为，动物是有“目的”的。生物学家一方面向我们阐明“程序目的性”其实不含“目的”。另一方面坚挺描述动物行为时保留“目的性”字眼。他们说：
黄鹤森鸫秋天迁往较温暖地区为的是躲过北方严酷的气候和食物短缺，如果我们在这句话中用“因而”代替“为的是”，我们就漏掉了黄鹤森鸫“为什么”要迁徙这个重要问题没有回答。……转译后的句子在信息量上就大大降低，丧失了表达因果性的能力。(同上书，58)
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的大脑中进化出一个司职意识与逻辑的部分，因而有了理性的能力。这样人类就有了支配自己行为的两大系统：情感与理性。前者是人类与一些哺乳动物共享的。后者几乎为人类独有，仅有几支猿类动物稍有理性能力。在一个人的决策中，情感和理性有点像博弈中的快棋和慢棋。情感常常立即产生如何行动的倾向，而理性会慢慢推敲情感的倾向是否合理。两者原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两大原因导致理性的地位上升。其一是科学的地位日益显赫，而没有理性就没有科学。其二，考试极大地影响个人一生中的第一次社会定位，而考试更依赖理性能力。理性坐大后，人们开始过高地看待它。理性以其反思之特征，将人的很多行为披上了意图和得失计算的外衣。其实很多决策是情感完成的，其中几乎没有意图和得失的考量，比如为什么交这个朋友，不交那个朋友，可能完全是好恶问题;为什么做这个事，不做那个事， 可能完全是兴趣使然。过去不少行为是情感驱动的，今后还会是这样。但在解释的领域则不同。因为解释是理性做出的，理性在解释行为时会夸大自己的作用，乃至走入“泛目的化”的误区，将“目的”注入人们的一切行为中。这种解释并非全然虚妄，人的思想和行为中确实有一切动物均无的“目的”的成分。这种解释倾向也有其巨大意义，没有这种执着的因果关怀(其实目的只是因果关系中的一类，有些因果关系与目的无涉)， 就不会有科学。只是这种解释走过了头，夸大了人类的一部分能力。这种解释倾向一旦形成，必然施之于每个被其解释的对象。除了对人类自身，它在两个维度上展开。其一，如前所述， 人类喜欢说：候鸟这样做是为了什么，海龟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将自身物种的“目的”特征投射到动物身上。其二，在解释人类历史时，将“目的”注入其中。
一句笨拙却因统治者长期灌输、已被不在少数的被统治者接受的话语是：“历史选择了我”。曼海姆在其逃离纳粹德国之前，写作的《知识阶层：他过去和现在的角色》中说：
当历史被当作主语使用时，它就成了一个神秘不可思议的实体，占据了造物主上帝腾出来的空位。(曼海姆， 1947，113)
辩护者可以说：非生命体的作用未必不可以称之为“选择”，达尔文之“自然选择”便是指环境做出的淘汰与选择。好个辩护。但是我们上面刚刚说过，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中不含“目的”。《物种起源》先讲“人工选择”，比如人类对信鸽和奶牛的优选;接着才说“自然选择”，那其实是个比喻。二者的不同之处是，前者有目的，后者没有目的。或者其实是说“适应”，在同一个自然环境中，有些品性能更好地适应，有些不能。并且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解释的是长线的事情，非一次性事件。在一次性事件中，脚慢的羚羊可能侥幸逃脱，捷足的羚羊可能被捕杀。
自诩为被历史选择的人可以继续其辩护：历史是有规律的，符合历史规律的人被历史拣选;或者用你们的话说，符合历史规律的人更适应。这一辩词迫使我们讨论“规律”。因大千世界中的不同领域迥然有别，规律存在与否因领域不同而有异。存在规律且被认识到，便可以预测，故预测是规律存在的便利的证明。人类认识到太阳系中恒星、行星、卫星的运行规律，故可以预测日食、月食将发生的时辰。生物的世界中的可预测性则要微妙得多。迈尔将之区分为四类(1988，33—34)：
1. 分类学中的预测。如果根据刚毛的模式和颜面与眼睛比例鉴定了某只果蝇是普通果蝇，就能够“预测”该果蝇的许多结构和行为特征。
2. 从分子水平对大多数物理化学现象进行预测。对生物有机体的大多数生物化学单元过程(如代谢途径)以及简单系统的生物物理现象(如生理学中的光、热、电的作用)都能十分准确地进行预测。
在上面两类预测中，预测的准确性一般都很高。但是生物学中也有大量的其他概括或对原因的说明其预测值很低。下面两类就是如此。
3. 对复杂的生态性相互作用结果的预测。……将两种面粉甲虫(杂拟谷盗和赤拟谷盗)一起放在筛过的面粉中， 这两种甲虫总是相互排斥。在高温高湿度时，赤拟谷盗将占上风;低温低湿度时，杂拟谷盗将占上风。在居间状态下结果就无从确定因而不能预测。
4. 进化事态的预测。在生物学中也许没有任何事态比进化的未来进程更无法预测。试看二叠纪的爬虫类，谁能预料到绝大多数较繁盛的种类会很快灭绝而其中最不显著的一支竟会发展成哺乳类?
迈尔上述的四个类别可以称为：种群共性，个体生理，博弈之结果，演化的历史。
种群分类更适合于对不熟悉的某一动物做初步预测。对熟悉的动物，预测的意义将锐减。
个体生理的预测，诸如持续高烧会如何，血管栓塞会如何，血压过高会如何，这些后果均可预测，且成为了诊疗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些人会觉得上述不是预测。笔者以为这样认识很可能是源于过高地看待预测，以为“一定如此”或“不足为奇”就不是预测，但上述生理预测实为预测的题内之意，正如零度之水将结冰，准确无误地推断日食，属于预测。
生态下的博弈的结果，在动物的世界是难以预测的。大家熟悉“狼—羊—草”的生态均衡说：狼太多了，羊就少了，羊少了将导致狼的减少和草的茂盛，而狼的减少和草的茂盛又将导致羊的增多，此消彼长，周而复始。多么干净漂亮的逻辑。而现实所以不是这样，在于某地的生物绝不止这三种，即便没有老虎、狮子、狗熊、兔子等等，至少还有病菌和病毒。除了生物，还有气候、水土等因素。当干旱导致草原干枯时，即使狼减少了，羊也繁衍不起来。瘟疫的发生，更将打破上述的线性逻辑。其中病菌和病毒的变异，气候的变化，都是偶然和高度不确定的。
生态下的博弈，既可能在种间，也可能在种内。因本文主题，我们集中讨论种内博弈。人类种内的博弈甚至更难预测， 原因是人类独有的“心理”和“策略”之存在。兵力充足武器精良的一方，从物理学上判断，必胜无疑。但是若兵力弱的一方士气如虹，而敌对方不仅士气低落且被策反了一部分，则胜负难料。故物理世界的规律在这里未必产生决定性作用。
说正义必胜有鼓舞士气或意识形态之嫌，说正义打败了邪恶的说辞中不乏一定比例是胜利者美化自己。因为博弈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策略之高下，且历史上从来都不乏暴君长久统治的例证。一个民主国家的政治家获胜的原因不一而足： 口才，举止，领带颜色，其政治许诺满足了更多选民的愿望，虽执政后能否实行很难预料。军事胜利的理由中不乏相仿之处：凝聚部下的魅力，激励士兵的手段，类似于“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宣传，虽掌权后可能要纳更多的粮。这些因素均有理由列入获胜的分析与解释中。这些原因非但不能提升，其中一些还可能减损其权力合法性。而“历史的选择”这类大话不在获胜的原因之列，在启蒙未完成的时代或社会中，却一向是标榜其权力合法性的绝妙说辞。一个虚妄的说辞，加冕在一场真实的赢局上，常令世人不敢质疑。
规律是死的，策略是活的。所谓兵无常形，兵不厌诈。策略应时空而变，因对手而变，因不让对方摸到规律而变。它是心理战，是双方心理互动的产物。博弈论不就是研究博弈中的策略吗?它不能揭示其中的规律吗?帕累托最优，纳什均衡，揭示的均为博弈中的逻辑可能性。此从一个侧面说明，人类的博弈中不存在物理学那样的规律。
自以为基于股市规律的预测会改变股市，这一事实本身挑战着股市中规律的存在。但预测可改变股市，毕竟说明了人的目的性行为可以改变社会形势。我们前面批驳了“历史的选择”，那么其逆命题是否存在：人类可以选择和决定自己社会和文化的未来吗?这要看在什么尺度上，是政治还是历史，是权力还是文明。
涉及较大利益的博弈就是权力的竞争和分配，而权力的竞争和分配就是政治。因其涉及较多的因素，且其中包含不确定的因素，诸如心理、策略、意想不到的某种力量的介入，等等。故人类的政治如同动物世界中的生态，属于不好预测的范畴。但是人们的参与是可能影响政治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捍卫自身的利益，可能增加自己所置身的社会中的公正。但能够影响到什么程度又是不能预测的。成功者不是历史选择的，而“历史”在较大程度上是成功者“选择”的，如果“历史”理解为“政治”，即权力、权利、利益的话。当然，失败的参与者也未必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响力。
虽然政治也有其历史(哲学、文学、技术、科学、艺术都有其历史)，古典史学中包含了过多的政治，但就本意而言，政治与历史是不同的。政治是权力的竞争与分配，每轮竞争与分配都发生在一个时点上。而历史是人类整体演化的轨迹。一个刚刚当选的总统，只能说：“感谢选民们选择了我(其实也非全体)。”不敢大言不惭地说：“历史选择了我。”选民与历史选择之不等，正如同选举之年与一个世纪之不等。政治势态决定于利益群体间的博弈。而人类的历史，自其以文化为生存手段后便可称之为文明史，决定于人类的认知。其认知对象包括自然规律和社会制度。
政治与历史都是无规律的、很难预测的。政治之难以预测已如上所述。历史之不可预测在于我们不能预告人类未来的认知成果。正如波普尔所说：
我们不可能预告历史的未来行程。……论证可以总结为如下的五条陈述：1.人类历史的行程是受着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的。2. 我们不能用合理(笔者以为应译为“理性”) 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告我们科学知识的未来增长。3. 因此， 我们不能预告人类历史的未来行程。(1961，42)
比之政治，历史是更大尺度的事物，人类行为对之影响甚微。文明不是可以计划的，不是人类的目的性行为所决定的。本书讲述了人类文明的六大里程碑：外婚制、农业、文字、造纸术、雕版印刷、活字印刷，通通不是人类计划和目的的产物。它们是副产品。它们之前的操作不是没有目的，但其目的是制造另一种器物。另一器物问世且发挥出所期待的功能许久以后，在某一新因子及需求推动下，才从这器物的功能变异中，生发出另一项巨大效用。并且常常不是一次变异，而是经历多次变异，或几项古老发明的变异辐辏出最终的伟大发明。歪打正着虽然也算是副产品，但典型的副产品不是歪打正着。后者是想要制造甲，不期做出乙，比如“伟哥”。而典型的副产品之前或身旁，存在着最初设想所造就的主产品。比如说，造纸术是树皮布的副产品;雕版印刷是印章与拓片的副产品。为什么文明不是目的性产物，也不是歪打正着之一蹴而就，而常常是副产品?古希腊哲人说：“我们不能无中生有”。从浅薄的文化积累中生出的必是简单的家伙，更不要说无中生有，而伟大的发明需要积累和跳板，乃至不止一重积累和一节跳板。
本书以人类文明的六大里程碑说明一部文明史不是人类的目的性行为所造就的。过去是这样，现在和未来呢?今天人类的能力已远超过去。但正是人类与日俱增的能力所造就的自信，使我们误以为：古代文明是人类目的性行为的产物。本书的目的在于推翻这种虚妄不实，以副产品之说代替对人类文明史的目的论的解释。但悬而未决的仍然是文明的未来。人类今后的历史难道不是我们意愿的实现吗?人类未来的文明难道不是我们意志的产物吗?不错，文化的力量已经帮助人类逃离自然选择的剪刀，但文化进化的轨迹与它今天呈现的问题和危机都远未透露这样的迹象：文化选择和其后果已经完全地听凭人类目的和计划的支配。小尺度的文化改变决定于人类的目的和计划，大尺度的文化变迁依然是副产品。大的发明常在意料之外，而非计划之中。更不要说我们完全不知其何时露出端倪的超级发明。核扩散、族群火并、基因工程——人类今天面临的风险与不可预料之事，一点不少于昨天和远古。
如前所述，已有文化的潜力发掘和文化新因子的不期而至， 合二为一，成为文化进化之机制。新因子产生于文化上的借用、杂交和互动。挖掘现存文化之潜力则更属目的性、计划性行为。一方面，亿万众生所从事的、朝九晚五的日常工作必定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无论我们从事的是农业、工业还是信息业，无论我们选择了资本主义体制还是社会主义体制，任何一种技术和制度，都不会将其全部潜力奉送给一个不思进取或浅尝辄止的民族，辛勤持久的钻研方能挖掘出其蕴藏的全部潜力。这类工作的价值毋庸置疑。另一方面，长久地沉浸于目的性、计划性工作，我们竟以为理性可以包打天下，文明是人类的目的性产物。看不到目的、指令和计划在伟大的文明面前只是狭隘单一、人类生活却又不可脱离的匠人的工作。人类自身的想象力原本贫乏;发明家的古怪无异于告诉我们：正常人的想象力尤其贫乏;陷入目的、计划和功利追求，就愈加贫乏。文明依赖可遇不可求的启示和变异。
鉴于拉马克与达尔文学说共同构成了人类文化进化的机制，一个埋头于某项合理计划的工作者不必自惭渺小，你们在发掘某一文化的潜力;而一个庞大方案的设计师不可过分炫耀，文明从来不是出自哪份蓝图。平衡现实与未来的中庸之道是：该社会中生产、科研的每个领地和单元中都有目标明确、手段合理的方案和计划;与此同时，该社会宽容每个古怪、异端的思想，为人际、代际、族际、学科间、行业间、国家民族间的交流，疏通渠道，搭建平台;静候文化的新因子，未来文明的候选者，飘然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