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 学会 学派 学术——在2014年中国社会学会武汉学术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学会 学派 学术

——在2014年中国社会学会武汉学术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20140711）

名誉会长 郑杭生

各位社会学界参会者，各位尊敬的领导，各位来宾；

在今天有限的时间中，我想着重说说三个“学”，即“学会、学派、学术”。

首先是学会。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步成立的中国社会学会，到今年差不多已经有了36年的历史。我们的会长，从第一任会长费孝通算起，历经袁方、陆学艺、郑杭生、李培林、宋林飞，再加上这次刚当选的第九届新会长李强，也已经有7位了。会长的任期几经改革，总的来说是渐趋合理的。在学会的制度建设中，学术年会制度的建立是其中影响最大、效果最为显著的一项。这是在1990年北京换届会议上，我作为新当选的副会长在大会发言中提出来的。当时这个建议得到袁方会长、另一位新当选的副会长陆学艺等的支持，并为大家所采纳和付诸实施。记得我当时说了这样的意思：“学术是学会的生命线，年会制度表明我们有定期的学术交流和探讨；每年出一本年会的论文集，就能使我们的学术交流和探讨以具体的成果体现出来。”[1]学术年会制度从1991年在天津年会开始，到这次2014年武汉年会，差不多已经继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25年了，已经办了24次。除了学术年会制度，还进行了其他许多制度的建设。现在学会的工作越做越好，平台越做越大，得到很大发展。我们的学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兴旺发达、充满追求、团结有为、规范有序、香火相传、后继有人的一个标志。我建议，本着改革的精神，好好总结中国社会学会建设的经验和不足，把它建设成为一个更好的学术平台。同时，很多事实也告诉我们，历史往往是容易被忘记的，但是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我们学会的历史，应该是中国社会学界的的宝贵财富，它必将在中国学会发展史上，留下重重的、值得我们社会学界自豪的一笔。

其次是学派。学派是学术发展的最实质性的平台。有无学派，特别是有无著名的学派，是一个学科是否繁荣、是否有活力、是否成熟、是否有社会影响力以致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如果一个学会有一些影响大的学派支撑，相互友好争鸣，学术的质量、学术的水平，就会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学会要支持有条件成为学派的社会学家在这方面的努力。当然，学派的建立和发展，需要有一系列条件，例如，学派的形成必须有硬件和软件，两者缺一不可。其中硬件就是学术共同体及其支撑设置，软件就是基本上一致的学术观点，尤其是根本观点，即一种学术观点特别是其中的根本观点变成学术共同体的共同观点。本人创立的中国社会运行学派，在前些年努力的基础上，在学校和院系的支持下，在硬件和软件建设上，都取得了一些进展。例如在硬件方面，近几年创办了两本正式的学术刊物，一本《社会学评论》，这本刊物已经出版了九期，人民大学已经定它为C刊；另一本《社会建设》，这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批准的，以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为主要方向，下半年即将出版，也要尽快办成C刊。这两个杂志，是人民大学主办的，但也是我们整个社会学界的财富，希望大家大力支持，而且我们已经得到了、感受到大家的支持，这是我们特别要感谢大家的。还有一个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三年运行已经资助了154名硕士、博士和青年学者。所有这些，我都把他们看作是对我们社会学前辈事业的继承和发展，都是以前辈为榜样，尽量为学界的后来者多留点东西。学会的论坛这个形式很好，今年已经发展到53个。同时我们的专业委员会也有了28个。如果从学派建设的角度看，我认为，每个论坛、每个专业委员会，实际上都这样那样凝聚着学术共识，增强着学派意识，推动着学派建设。我希望，在座的各位，特别是学科带头人，要重视学派意识，有条件的，要加强学派建设。

第三是学术。这些年如何做社会学的学术，大家都在探索。这里我简要的提出几点供大家参考。

首先，要注意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趋向，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各种“转向”，例如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社会学的元理论转向、社会学的综合性转向等，最近，我在社会学视野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论述社会学的历史学转向。用世界眼光，立足中国社会大转型的现实，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关注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的潮流、趋向，我们的学术研究，才能高屋建瓴，才能把学术的国际性与本土性结合起来，才能避免种种井底观天的狭隘眼界和边陲思维。这也是我们一直提倡把现代性全球之旅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两者结合起来的主旨。

其次，要注意社会学理论在应用中创新。综观社会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过程，无论中外，理论都是在应用中深化、扩展和创新的。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把辩证法应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复杂关系时，提出、深化、拓展和创新了唯物史观这一社会学的元理论或社会哲学的。同样，西方社会学的实际奠基人涂尔干，在把社会事实的理论应用于相应的社会现象时提出和创新了“自杀论”等实证社会学经典理论。另一个实际奠基人韦伯则着力于发现社会现象的主观意义，提出了充满新意的“理想类型”、权威分类等理解社会学的理论。此后，无论是集西方社会学大成的帕森斯，还是当代社会学的“新三圣”——吉登斯、贝克、哈贝马斯，都是在应用中创新他们各自的理论的。中国社会学的情况也不例外。严复把群学定义为研究社会治乱兴衰的原因以及所以达到“治”的方法和规律的学问，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等等也都是如此。受到这样的启发，我们一直注重理论的应用。例如把理论应用于城市发展和基层社区的调查研究，这方面我们近十年来已经出版了两套书10本书。正是在实地调查中，我们概括出社会建设、社区建设，是要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建立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共同体，是要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凝聚力强的意义共同性，即社会共识。

再者，要锤炼理论自觉阶段的社会学的基本功。我把它们归结为“三再、两气、一追求”。 这里，“三个再”，就是“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它们代表中国社会学必须面对的三种基本关系：中西关系，今古关系，理实关系——理论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我在去年年会上已过了，也在今年三月的人民日报上也发了。这里“两个气”就是“只有接地气，才能有底气”。我把“接地气”的概念扩大了，从学术的角度讲，接地气至少可分为三种，即接现实中国的地气，历史中国的地气，中国立场观点的地气。而所谓“底气”，则是指对所谈问题说话有根有据，把握十足，很有自信。在学术上说，这种学术底气，就是在理论自觉基础上的理论自信，就是有了某种程度的学术话语权。这篇文章是今年3月15日在南开大学举行的“新改革时期中国社会学的传承与创新学术研讨会”的主题讲演。这里“一追求”，就是追求“真善美”。费老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提出，社会学既有科学性，又有人文性。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判断。对中国社会学的意义尤其重大。因为中国社会学过度以实证主义的为主导。人文性一向是忽视的。费老的提法，对以实证主义为主导的社会学是一个振聋发聩的冲击。这里科学性指“真”；人文性指“善和美”。这用中国学术传统的说法，就是追求真善美，提升精气神。科学性和人文性、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关系，犹如形影相随，不可分离。社会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如果仅凭单纯的科学性，并不能发现其真实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往往要靠人文性才能找到原因和解决之道。所以，社会学研究非常需要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像“社会弱势群体”这样的概念，既表明了对社会地位方面存在的分化和分层事实的客观观察，也表达了对“强、弱”区分这类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深切关怀，科学性认识与人文性视野这两个方面兼而有之。费孝通晚年总结其一生的社会学研究经验，感悟并正式提出社会学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这两种性质，是非常正确的。它是拓展社会学领域和视野的前提，对我们既坚持社会学的科学性，又避免单纯科学性的片面性，非常重要。坚持社会学的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之所以是基本功是因为，忽视人文性使得社会学研究是片面的狭隘的，会把许多应是社会学研究的东西，排斥在社会学的视野之外。

我们这次武汉学术年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与社会治理。对于社会治理我们也要这样来研究。今年第三期《社会学评论》发表了四篇由一流学者撰写的社会治理文章，主要也是采用上述学术路径写成的。大家可以参考。

谢谢各位！

[1]郑杭生：《对中国社会学会的几点希望》，1996年8月6日在中国社会学会第四届理事会暨1996年沈阳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此文被收入《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三》，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