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互联网的崛起与社会变迁

王 迪 王汉生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网络所引发的社会变迁迈进了新的阶段。相比于传统的 桌面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打破了既有的时空边界，从而在微观个体层面的社会交往、中观群体层面的社会表达、宏观结构层面的社会分化等多个维度起到形塑社会的独特 作用。基于对这些领域中移动互联网与传统互联网的差异的讨论，本文尝试回答：移 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经验现象的变迁，如何进入社会学的研究领 域？并如何形成  “移动互联网—社会”关系的分析视角和解读路径？同时，中国社会既有的结构性特征，给移动互联网的生长方式、发挥作用的模式提供了怎样的背景？

一、移动互联网与时空重塑

卡斯特认为，网络的出现及其彼此相连，将使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及时流动成为可能，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空间形式：流动空间。于是，一切社会活动都可以在地理上获得延伸。而在时间方面，卡斯特区分了传统的机械时间、生物时间以及网络社会背景下具有相对性的社会时间———在这个意义上，网络社会将构建新的社会时空。①

① 参见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 夏铸九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六、七章。

移动互联网对空间和时间的重塑， 根源于其终端的移动性和便携性， 这是它与传统互联网最本质的差异。这样的特点带来了移动互联网使用时间的极大延续和空间上的无限延展： 移动设备一般都以远高于 ＰＣ 电脑的使用时间伴随在其主人身边， 用户在移动中随时随地可以接入互联网。当然， 对手机等移动终端的使用在带来时空扩展的同时， 也最大限度地占用了人们的时间， 挤占了原本在社会生活中承载不同功能的各种具体空间， 这就意味着， 移动互联网不间断地渗透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人们的碎片时间和各种场合几乎全部被占领。我们很难界定移动互联网是赋予了人们更多的可利用时间、还是挤占了原有的休闲时间； 究竟是带来了空间上的延展， 还是以移动终端的各种功能替代了空间功能的差异性。

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的特性使人们对于民族、国家等各种共同体的认同感超 越了时空的阻隔、在最广阔的范围内得到扩大。信息交流和体验分享已经完全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形成了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社会成员的身份定位、建构民族认同、树立国家观念的格局。时至移动互联网崛起的今天， 人们使用手机等移动设备接入互联网，摆脱了ＰＣ 机的限制， 使得网络信息在横向上有更广泛的国别、地区覆盖范围，在纵向上能够贯穿更多不同层次的受众群体； 伴随着人们在移动中随时发生的互动、交流和分享，认同形成的过程更加超越时空限制。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认同形成既有可能造就跨国界的民族团结； 也存在着放大族际文化差异性、以单一的族群认同来消解国家观念的极端民族主义风险。

移动互联网对时空边界的破除， 是其区别于传统桌面互联网的属性与特质； 更重要的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技术对社会交往、社会表达、社会分化等现象进行影响的方式，也正是以移动互联网的这一特征为基本前提。

二、移动互联网对社会交往方式的重塑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 碎片化的社会中充斥着原子化的个人。以手机微博、移动 ＱＱ、微信为代表的一系列元素， 打破了原有的社会边界和人际交往模式， 编制了一张行动者网络， 扩大了 “生活共同体” 的概念， 建立了一种虽然不是面对面、却彼此熟悉、信任、相互依赖的 “虚拟社区” 或 “半熟社会”。

信息技术对社会交往与人际关系的影响并不完全是移动互联网的产物， 而是在传统互联网时代就已经出现、并引发了众多学者从虚拟共同体的形成、网络社交的关系强度以及既有社会关系的变化等方面展开探讨。相比之下， 借助移动互联网形成的纽带给社会交往带来了区别于ＰＣ 网络时代的变化。首先， 在传统互联网上既已出现的虚拟社区只有到了移动互联网的时代， 才能完全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随时随地影响人们的互动状态和交往方式， 真正形成与 “实存共同体”和  “想象共同体” 相对应的社会存在形态———在手机微信、微博等社交工具兴起并日渐取代传统的面对面交流、电话沟通， 甚至使传统互联网时代的邮件、论坛和聊天工具都显得有些落伍的今天， 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不再是社会交往所仰赖的全部基础； 共同的兴趣、哪怕一个微小的共同话题、抑或在移动过程中的一次网络邂逅， 都可能成为陌生人之间建立网络联结或现实联系的纽带。

其次， 由于移动网络接入的便利性、移动社交工具的伴身性和移动交流方式的粘着性， 网络使用行为的时间总长和频密程度都在近年来获得了巨大的增加， 这使得以往研究所讨论的 “线下关系” 与  “线上关系” 之间的  “时间替代” 概念变得不再适用， 二者之间不再是必然存在的此消彼长关系； 相反， “现实交往” 和 “虚拟交往” 的份额在一定范围内获得了共同增长的可能性， 交往范围以网络化的逻辑扩大的同时， 并不必然意味着传统人际关系的疏离和真实生活的缺失， 而能够成为既有社会关系形态的有效补充。

最后， 基于移动互联网建立的关系的强弱程度， 还需要结合具体的移动社交平台进行讨论———如国内的微信、人人网、国外的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用户建立的双向关系通常都是现实生活中社会网络和强关系的延伸； 微博、Ｔｗｉｔｔｅｒ之类可以单向追随、关注、成为粉丝的社交方式，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超越了熟人圈子； 而另外一些专属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沟通工具则为人们认识更多的陌生人创造了机会。

三、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社会表达与集体行动

现代社会剧烈变迁的形态一方面造成了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加大， 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鲜事物的增多、猎奇心理的增强， 而无论是紧张与局促， 还是新奇与兴奋，都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表达意愿。在传统互联网时代， 信息技术进步已经为人们搭建了多种表达与分享的平台， 如 ＢＢＳ、Ｂｌｏｇ、ＳＮＳ、微博等； 这些平台在客观上所起到的作用不只是表达与分享，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 “自媒体” 的角色，起到传播信息、挑战传统媒介的作用。

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人们的分享意愿与表达行为能够以一种更为便捷、即时的方式实现，以其 “随时随地” 的特征弥补了传统互联网的意愿表达和信息发布缺口；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终端， 整合了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各类媒体，逐渐成为人们获取资讯的主要渠道， 成为装在口袋里、随时相伴、带着体温、接触最频繁的媒介终端。这种极大的便利性在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 也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了人们对自我呈现与社会表达的渴望。

表达意愿高涨所带来的是一种   “直播无处不在” 的社会后果： 一方面， 原有的“公共空间—私人空间” 的二分显得不再清晰可辨，所有人的私人生活   （包括实时的位置、照片、感受等） 都可以通过手机第一时间发布到具有公共媒体属性的微博；所有公共事件的始末经过，也都能够以私人转发的形式、以最快的速度得到传播和扩散。另一方面， 这种社会表达方式重新分配了社会话语权力———在  “前互联网”时代，话语霸权和文化资本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而关于社会事实的过程与重大事件的真相，在社会范围内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或   “滞后知情” 的情况。而移动互联网将更多的表达权、传播权和知情权赋予了普通的社会大众， 造就了   “全民发声” 的社会舆论结构。通过这些平台，移动网络用户实时传递有关社会事件的信息，对各种社会热点发表意见，从而在突发事件和热点舆情中，形成公共舆论压力， 对中国社会生活各领域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

与此同时， 我们也应注意到由移动互联网上的社会表达所带来的群体心理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集体行为。网络公共空间内的表达与释放可能演化成为对网络事件或社会事件的批判、甚或演变为激烈的网上抗议。而当网络上的集体行为蔓延到线下， 移动互联网将现代社会中原本彼此不相干的 “原子化” 的个人， 通过手机 ＱＱ、微博、微信等方式集结在一起， 并随时随地保持交流、呼应和彼此感染的状态， 在某些外部条件的作用下， 存在着集体情绪聚积和集体行动形成的风险。

较之传统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上的动员范围更大、效率更高， 其后果当中的一个面向是积极的，诸如近年在微博上发起的 “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 活动、及其后的  “微博打拐” 活动，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在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地震、暴雨、交通事故中，由移动社交平台所网聚的、不间断的信息传递， 以及由此形成的救援、募捐等集体行动，都成为非常时期中可依靠的力量。另一个面向则有可能转向网络话语暴力或现实中的群体无理性———前者会导致极端声音以强硬的态度驱逐良性言论，进而形成  “群体极化现象”；①   而后者则是群体极化现象在现实层面的延伸，并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如２０１１年伦敦的骚乱就被认为源于 Ｔｗｉｔｔｅｒ和手机短信的推波助澜。

四、移动互联网的使用与社会分化

与传统互联网一样， 移动互联网的使用嵌入了众多的社会属性， 而非无根的虚拟空间。有别于传统桌面互联网的， 是移动互联网与差异化的日常生活之间更为紧密、即时、伴身性的结合； 也就是说， 人们面对ＰＣ 电脑时所做的事情尚未弥散到生活的各个领域， 而应用移动终端时所能处理事务的多样性则非常接近于日常生活的复杂原貌。比如， 对于处在社会不同阶层和地位的人们来说， 移动互联

① 凯斯·桑斯坦： 《网络共和国： 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 黄维明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７—４９页。

网在生活中的用途和使用方式都有着巨大差异———学生、打工者和工作不久的都市白领人群， 有着随时随地上网、与外界沟通交流并尝试新的生活方式的强烈意愿； 他们使用手机上网的频率会比较高， 移动虚拟社区、移动视频和移动搜索等交友或娱乐功能都是这个群体偏好的重点。而高端用户对移动互联网也具有强烈的依赖性， 希望能在移动中完成办公需要、随时查看重要邮件、公司通知、信息动态等， 关注的往往是移动邮箱、移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应用服务。移动互联网的接入终端对于这两类用户而言也有着不同的意义， 低端用户更强调实用性， 而高端用户则更看重手机、平板电脑的品牌和档次对于身份、地位和时尚品位的彰显———特定的社会结构、族群差异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 决定了移动互联网复杂和分化的应用取向。

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伸， 反过来， 现实社会结构也受到网络社会中   “分层” 或 “分化” 现象的重构： 互联网在为人们提供获取信息的众多机会的同时， 也在某种意义上加剧了社会群体结构的两极分化； 与以往社会不平等表现在分配、收入等贫富不均的方面相比， 由于对技术使用方式的不同所带来的知识不平等和信息不平等， 所造成的社会结构中的   “数字鸿沟” 是前所未有的。那么， 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是否能够跨越和弥合传统互联网时代存在的   “数字鸿沟” 呢？

一方面， 如果仅从进入互联网的角度而言， 可以认为有更多人通过手机上网的方式拿到了网络世界的门票、获得了接触和拥抱互联网的机会， 并由此掌握了部分有形的社会资源和无形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 不同于传统互联网 （办公或娱乐的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是  “生活” 的互联网， 仅仅  “进入” 和获取表层的信息是远远不足以填平 “数字鸿沟” 的， 更重要的差异来自于选择行为与使用过程———移动终端的差异性选择所影响的不仅是移动互联网的使用体验， 更伴随着智能手机的功能整合而波及包括音乐收听、视频观看、拍照摄影、游戏娱乐、购物支付等多方面的生活感受， 从而使得移动终端本身就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重要的消费区隔符号， 从时尚、文化和身份的角度强化了社会分化的形态。对移动互联网不同的依赖程度， 更造就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一部分用户只是在移动互联网上简单地获取信息， 而另一部分更加依赖移动互联网、甚至被 “捆绑” 在上面的用户， 从衣、食、住、行， 到休闲娱乐、社交工作， 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已经被各种移动应用程序改变和重塑了。于是， 日常生活 “数字化” 程度的差异会带来更大的  “数字鸿沟”， 甚至引起社会分层和结构方面的断裂。

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移动互联网及其终端有着差异化的选择行为、应用取向和依赖程度， 从多种维度复制和强化了社会分化的形态。因此， “分化” 是理解 “移动互联网—社会” 关系问题的重要维度， 数字鸿沟和社会断裂隐藏在对移动互联网不同程度的应用、体验和依赖中。

五、理解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特征的社会背景维度

２００８年中国３Ｇ 应用正式启动以来， 中国移动互联网取得了飞速进步； 随后几年中，社交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兴信息传播渠道的火热， 也促进了移动互联网的强势崛起，并在２０１２年上半年实现了对传统互联网的超越。那么，中国移动互联网超高速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哪里？

首先，中国社会的高流动率，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的最大支撑。

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徙与集中已经成为近２０年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中国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这１０ 年间，城镇人口比重提高了１３．４６％， 排除自然增长和户籍性质转变所带来的城镇化比例提升，有数以亿计的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另外，２１ 世纪以来的高校扩招让适龄人口中的四成左右都能够接受高等教育， 其中很大一部分要到异地求学， 也更有可能留在异乡就业或创业。对于这些 “漂在” 城市或异乡的学生、白领、外来务工人员而言，手机等移动终端无疑是他们联系家人与社会的最重要工具。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仅仅是中国移动互联网快速增长的表面原因。从更深层的社会背景看， 中国特有的城市化进程和教育发展轨迹造成了中国人口、特别是年轻人的高度流动性，由此表现出的周期性城乡流动、城市扩张带 来的通勤时间增加以及越来越频繁的旅游和公务出行， 都为中国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增长提供了最坚实的社会需求，这就是中国移动互联网不同于欧美诸国的最大特点， 也是中国移动互联网一枝独秀的根本原因。

其次，社会的急剧分化、不平衡发展和代际差异是理解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路径和特点的重要维度。

改革以来我国的社会分化不仅表现为不平等程度的增加 （如基尼系数的增长、收入差距扩大等），而且也表现为多样化的迅速发展，价值多元、行为方式多样、生活方式多样、身份多样，等等。特别要强调的是， 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崛起， 伴随着转型社会中文化和价值形态快速更替的宏观背景， 每一代人都有其特有的理念和数字化生存方式，特别是９０后人群将借助移动互联网强势登场，这部分人也是推动中国移动互联网替代传统互联网的主要力量。

需要看到的是， 现实社会分化主要表现在因权力、社会声望和财富等稀缺资源的不平等占有上， 而在移动互联网主导的 “掌上社会” 中， 年龄、性别这些所谓生物学特征， 以及消费取向、审美偏好与生活方式的差异等对社会分化起到的作用大大增强， 这就使得 “掌上社会” 的分化与现实中国社会中的分化并非完全一致， 而是彰显了新历史时期社会的分化。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将更加参差多态， 也更加具有阶层之间、族群之间、代际之间的歧异化特征。

最后，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状况植根于独特的文化传统。

不同的社会土壤和文化底色会在信息使用领域孕育出具有显著差异的行为习惯。比如从手机的使用习惯来看，马德里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会接听手机； 而巴黎人只将手机视为一种可以点缀生活的道具； 伦敦人则不喜欢将时间浪费在讲电话上， 也更注重隐私，习惯隐藏来电显示。

移动互联网的使用方式和赋予用户的意义也存在着植根于社会状况和文化背景的国别差异。比如国内外研究大多从 “个人媒体” 的发展、民主政治参与意愿、技术需求、代际特征等角度解读欧美国家社交网络的活跃程度； 反观我国社交网络平台发展的过程， 则有更多嵌入在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中的因素在发挥作用： 比如微信和支付宝红包近年来的兴起以及在春节期间形成的网络狂欢现象， 如果简单地从营销策略、游戏规则和娱乐精神的角度来解释其成功则显得局限， 而更应该看到其植根于中国社会节庆文化的一面， 并在网络社会关系结构的框架下， 从传统礼俗的网络化延续和时尚化表现的角度加以透视。又如微信朋友圈的“点赞” 行为， 同样有其专属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土壤———由于中国社会  （特别是 “熟人社会”） 中对于社会交往与关系维系的强调， 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也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网络朋友圈几乎完整复制了用户的现实社交圈的情况下， “点赞” 行为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维系关系链接的考量。

与桌面互联网重构社会形态的逻辑相似， 植根于社会背景的移动互联网， 也会进一步影响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 由于移动互联网既有传统互联网的一般特点、又有其独特的特征，对中国社会的作用机制也有其特点。我国社会背景中的高流动性、急剧的社会分化以及特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共同构成了移动互联网发展的土壤， 也为理解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特征提供了重要的维度。

结 语

总的来说，移动互联网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独特的社会背景相关联的。这种发展既延续了传统互联网对社会形态的建构， 又在时空重组、社会交往、信息传播与表达、社会分化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形塑当今中国社会的作用， 对以 “互联网时代的社会转型” 为主题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若干新的分析路径和研究视角。

同时，随着移动终端与人们的如影随形， 移动互联网所形成的共同体形态已不再是区别于现实社会的虚拟时空，而是紧紧地附着于、并时刻重构着现实社会， 所谓的 “虚拟” 与现实之间又存在着相当大程度的重合， 甚至可以说： 网络社会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的真实时空，其中所产生和记录的人们行为的痕迹要比现实中的人们呈现的状态来得更为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讲， 移动互联网本身已经承载了大量关于消费行为、文化取向、生活轨迹、社会互动、情绪传递、人群分化和时空应用的信息和痕迹，这是移动互联网崛起和大数据当道的时代赋予我们用以研究社会变迁的一笔可贵财富。

当然，传统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于考察人们的网络行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加上在网络中获取研究对象行为信息的伦理限制，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学研究面临着方法层面的新挑战。如何将移动互联网发展成为定性研究的长期民族志田野和定量研究的海量数据资料库，从而形成新的数据搜集方式、信息收集路径和资料分析手段，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议题。

〔责任编辑：李凌静 责任编审：冯小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