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社会学——北京市社会学学会2020年学术前沿论坛

2020年10月10日，由北京市社科联、市社科规划办主办，北京市社会学学会、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承办的“服务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社会学——北京市社会学学会2020年学术前沿论坛暨常务理事会会议”成功召开。来自国务院扶贫办扶贫发展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华女子学院的特邀嘉宾和青年学者探讨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相关议题。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主持论坛开幕式，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宁秋娅、北京市社会学会会长张翼致辞。

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宁秋娅对与会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指出中国农业大学的社会学学科立足其研究传统与特色、发挥国家顶尖农科大学优势，围绕“三农”与社会发展主题，致力于构筑中国农村社会学与发展社会学的国际话语权和中国社会学研究实践的理论提炼及其国际传播，形成了基础扎实、特色鲜明的学科领域和研究方向，取得了一批具有重大社会效益的学术成果，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为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张翼会长倡议，北京市社会学界需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心理等，并以科学研究服务于国家和北京市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在祖国大地做出新时代的学问，推进“三大体系”，讲好中国故事。

在谈及小康社会建成之后的贫困治理问题时，张翼会长指出，在中国扶贫战略转型到以相对贫困为基础考虑顶层设计时，可将绝对贫困融入相对贫困、以社会政策托底精准治理绝对贫困、以机制建设为主治理相对贫困。但在相对贫困战略之中，对返贫的绝对贫困人口的扶持仍然不能松懈，所以可考虑近期巩固扶贫成果的同时，探索相对贫困线的划定标准。他建议，考虑到城镇化与小农终结因素的影响，我国可参考国际乡村发展经验对乡村振兴展开既有整体性又体现地方特色与优势的规划工作。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应通过土地流转形成农业集约经营态势，一方面继续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另一方面走农业企业化与农民职业化经营之路，这样既可以扩大职业农民收入，也可增加土地单位产值，将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他表示，农村人口向外流动的趋势不可扭转，因此提升农民教育水平、加强职业培训，可以提高农村人口的人力资本、为城乡融合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并切断贫困的再生产链条。在18亿亩耕地面积不再增加的大背景中，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使农民富裕，从生产端加强贫困治理力度。在农村产业空壳化的同时，因为大中城市的抽水机效应，小城市与乡镇的产业也会趋于空壳化。在这个发展态势中，农村的贫困问题就与城市的贫困问题扭结在一起。这样，以流动人口——尤其是以农民工为目标群体设计相对贫困战略，就可将城乡贫困治理结合起来，形成城乡融合发展过程的相对贫困扶持架构。

本次论坛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为核心议题，分为特邀嘉宾发言与青年论坛。特邀嘉宾发言环节，9位学者围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如何有效衔接的理论议题、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乡村文化与乡村发展、乡村治理、产业扶贫等议题分别进行主题发言，同与会者展开充分的交流和探讨。

国务院扶贫办扶贫发展中心主任黄承伟的发言题目是“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理论议题”，他指出，2020年决胜脱贫攻坚面临四大历史任务，一是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二是巩固脱贫成果，三是做好脱贫攻坚总结工作，四是设计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制度与政策体系。为此，他向社会学和其他学科的学者建议，应就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问题，深入开展贫困基本特征、中国扶贫理论与特色减贫道路、贫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共享式乡村振兴等10个理论议题的研究。他表示，在当下阶段，中国贫困问题的核心是农村贫困问题，中国发展的短板是农村发展。扶贫最后阶段是攻坚战，不能用简单“成本-收益”逻辑衡量，是必须要解决的最底层人群最基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从精准扶贫到精准治国方略的治理体系建设问题。

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麻国庆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之后，在政府支持下，很多边疆民族地区不仅实现了整村脱贫，也实现了整族脱贫，但是在通过生计方式转变、人口搬迁、对口帮扶等方式实现脱贫之后，却面临民族文化主体性与民族发展的问题。他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多重面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在多元与一体、民族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予以准确把握，而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主体性塑造，民族发展则需要调整其自身结构功能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形成民族社会的自我更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王春光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脱贫攻坚与全面小康建设”，他从脱贫攻坚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关系入手，结合其开展的独龙族脱贫攻坚经验总结工作谈到，外部扶贫支持力量以规模庞大、高强度的组织动员实现了少数民族集体活力重建和主体性再造，重塑了民族内生发展动力，也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并针对脱贫的可持续性与乡村振兴提出了从行政扶贫转向常规制度扶贫、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问题、从被动脱贫到主动发展致富的主体性再造等建议。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周飞舟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乡村伦理与乡村脱贫”，他以乡村伦理的研究传统切入，提出扶贫工作最后阶段的攻坚克难对象是不能打工挣钱的人，核心是乡村伦理问题，这与产业发展和内生动力问题都密切相关。对于扶贫产业发展来说，乡村伦理剧有双重作用，它既可能成为产业发展的阻碍，例如农民的工作时间不受制于工厂的工作时间；但也可能成为产业发展推动力，例如部分地区产业发展很好，劳动力的组织是靠农民自己组织，同时解决监督成本过高的问题。他指出，对于内生动力问题来说，乡村家庭伦理是内生动力的根本，村庄共同体则是维系这个根本的土壤环境，因此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都必须抓住村庄共同体建设这个核心。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冯仕政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美丽乡村与社会建设”，他指出，当下中国社会转型与乡村变迁有多重表征，城乡市场大循环打破了乡村集市自产自销的内循环，流动导致乡村人口代谢加快、文化变迁剧烈、礼物流动的链条加长或断裂以及商品化的社会交往导致乡村合作基础断裂等，动摇了乡村社会的基础的动摇与更替。但是，乡村生活依然有其自成一体的逻辑，社会建设必须因势利导，否则适得其反。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董磊明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乡村场域中社区性治理与技术性治理的整合机制”，他通过对湖北乡村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案例的分析，分析了社区性治理与技术性治理交织形成的乡村高效治理体系。他认为，社区性治理是基于某种程度上依然是一个情感与价值共同体的乡村社会，往往借助乡村社会内生的权力结构与风俗民情，以情境化、人格化的情理来影响治理对象的行为与情感，有其自身内在的社会结构与地方性规范。技术性治理是国家作为理性的制度化经营组织的外在表现，是运用一套技术化的手段、以标准化与去人格化的成文法规影响治理对象的行为与情感。在新冠疫情防控的过程中，乡村场域中国家系统性和技术性的防疫力量与乡村既有的社会网络互动交融，国家制定的防疫规则又与乡村风俗情理沟通转化，从而构建起有效的基层防疫之网。他表示，当前阶段的国家治理需要充分挖掘乡村社会潜在的情感与价值共同体、内在的权力结构与风俗民情等治理资源，使之与标准化的技术治理整合起来，才能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陈涛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乡村的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他从北京市大兴区的农村社会工作案例出发，提出乡村振兴的实质是重建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乡村共同体，使之成为有吸引力的美丽家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该大力发展乡村的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社会性基础设施。社会性基础设施承载的是乡村的社会文化记忆，是乡村社会生活与组织模式，也是乡村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在于植根乡土、立足农民需求，要采用政企社合作、新老乡民共建共管共用的方式，与乡村社会资本培育和发展同步，以乡土价值为内核开展乡村振兴工作。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产业扶贫的整体性理解与多元化实践”。他认为，只有对产业扶贫形成整体性的概念体系，才能认识产业扶贫、理解产业扶贫、参与产业扶贫、讲好产业扶贫。叶敬忠教授从产业扶贫的组织模式与带贫效果、产业扶贫中的多元主体关系、产业扶贫中贫困户的参与等方面探讨了产业扶贫问题。他总结道，广义的产业扶贫是指通过产业发展产生减贫效果；狭义的产业扶贫是指一种组织和制度安排，是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通过政府对市场和产业组织主体的干预作用，使产业组织主体和贫困户之间建立起利益联结关系，将贫困户融入到产业化过程和产业链的各环节当中。产业扶贫通过一系列组织制度创新丰富了当前的产业组织体系，形成了贫困户与企业主体之间的多维联结形式，既巩固和强化了贫困户的脱贫增收效果，也为乡村振兴时期产业兴旺的组织实施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下午，两组青年论坛随即紧锣密鼓地召开。第一组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发展研究与社会政策系陆继霞教授主持，中华女子学院郝彩虹、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昌硕、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何仁伟、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薛伟玲、中国人民大学李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温莹莹围绕困境儿童家庭教育、已脱贫村落返贫、产业扶贫模式、乡村振兴路径、村社振兴与集体制的再生产、制度绩效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等主题发言，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与人类学系系主任熊春文教授在点评环节，充分肯定了学术“后浪”的研究成果，并分享了他作为“前浪”的一些学术经验与理解。他指出本次讨论涉及的学科范围非常广，远超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学，青年学者分享的既有扎实的经验研究，也有深刻的理论思考。熊教授鼓励青年学者们从社会学角度进一步探索和思考，如企业式扶贫如何扎根，乡村传统中有生命力的东西是什么等问题。他还强调，好的社会学研究一定要看到人，青年学者要在这样的价值指导下坚持做好的调查研究、要有好的问题意识。

第二组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发展研究与社会政策系贺聪志副教授主持，北京大学范新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梁金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傅春晖、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刘欣、北京师范大学焦长权围绕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家庭收入、农村退役军人社会保障问题、乡村工业中合伙经营现象、文化乡村振兴、财政转移支付等内容进行观点分享，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与人类学系何慧丽教授在点评环节，高度肯定了与会成员的研究分享，提出社会学作为整体性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及其变迁过程的学科是社会整体取向的，其间国家力量、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三种力量作用于当代社会。她建议，当代的青年学者要更加开放，理解执政理念，服务全局，重新理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逻辑，在探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中实现自我，才能不负时代！

本次论坛吸引了来自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河南农业大学等高校近200人参会，与会者围绕发言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次论坛进一步推进了关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讨论，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升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贡献了专家智慧和学者力量。北京市社科联、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对本次论坛的成果给予了高度肯定，希望年度论坛继续推动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更好地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