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度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颁奖典礼举行

    首先由论文评审委员会秘书长谢立中教授介绍此次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的评审过程。谢老师说今年已经是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评选的第四届，大家都知道教育部曾有过优博百篇的论文评选，限于学科的特殊性，社会学学科内的论文很难在此评选中崭露头角，遂学界同仁萌生出创立社会学自己的优秀论文评选的念头，恰得北京大学余天休社会学基金的设立者、余天休先生女儿、美籍华人胡余锦明女士的资助，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倡议下，经全国19家拥有社会学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社会学院系共同协商，于2012年6月进行了第一次评选。参评对象为前一年度在中国大陆高校获得博士学位的社会学（一级）学科中文撰写的博士论文，由本人向所在院系进行申请，每个博士点所推荐论文不超过两篇，参评院系推荐专家，由论文评审委员会遴选出10个左右初审专家，双向匿名、通讯评审，确定终审候选论文。终审则以会议评审方式进行，2015年度初评后9篇论文进入公示阶段，经由同行专家的会议评审，最终产生4名获奖者，其余5篇论文则获得提名奖。
    第二项议程为张静教授宣读2015年度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获奖名单，进入初评的9篇论文分别为：1、陈昌凯（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时间焦虑感——剧烈社会变迁中的“中国体验”》；2、陈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涂尔干的道德科学——基础及其内在展开》；3、高学德（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流动与人际信任关系研究》；4、李超海（中山大学社会学院）：《农民工工资增长与结构：基于企业农民工的量化研究》；5、李祖佩（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分利秩序——鸽镇的项目运作与乡村治理（2007-2013）》；6、桑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旅游发展与社区重构：空间视域下的九寨沟研究》；7、许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父系家庭制度的延续与变迁：投资和反馈中的性别差异研究》；8、严宵云（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符应理论视角：职业教育与中国新产业工人的生产--一项对H 市XS 经济技术开发区中职校工（生）的研究》；9、周延东（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双向嵌入：乡村民营企业的乡土性与现代性》。最终获得此次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的四位是：陈涛、高学德、李超海以及严霄云。
    颁奖环节分为嘉宾颁奖、获奖者发表感言及介绍论文写作情况和主要内容，并由吴愈晓教授宣读评审委员会的颁奖词。
    宋林飞教授首先为两位提名奖的获得者陈昌凯、许琪博士颁发了证书，两位博士目前均就职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宋林飞教授又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陈涛博士颁发了证书和奖杯。陈涛博士说，能够获得这个奖项既是对他本人的肯定，也是对社会学领域内做理论研究的肯定，他感到由衷的高兴。陈涛博士介绍了自己的选题来源，他认为不同的研究其背后都会有共同关心的问题，涂尔干《自杀论》中的统计分析、《社会分工论》中提出的类型分析以及其宗教研究的人类学取向，其实都关注到共同的、基本的问题，回到经典理论的意义就在于，让我们看到不同的研究取向曾经所共有的研究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这就是他论文的主题对于“道德科学”的探讨。涂尔干的根本设想是一旦可以把握道德的起源和变迁就可以取代传统的哲学和伦理学、基于人性去推演道德的方式。但是，今天某种程度上社会学已经忽视了这门学科最初所关注的问题——对于道德和政治现象的思考。他希望通过学科史的研究将社会学和之前的道德科学以及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挖掘它们背后的问题。最后，陈涛博士感谢了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学，感谢导师谢立中教授，他说在北大遇到了许多在治学和为人上都能作为自己榜样的老师，给了他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帮助他能够将“无用”研究很顺畅地展开。

    评委会给其的颁奖词为：陈涛博士的学位论文《涂尔干的道德科学》以社会学在现当代发展的基本状况为出发点，重返经典源头之一的涂尔干，以涂尔干的主要著作为文本依据，尝试从道德科学的角度重新把握涂尔干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及其内在发展思路。在此基础上，本文澄清了在社会学的演变历史之中，对于涂尔干社会学理论的若干误解，解释了社会学长久以来忽视道德问题的主要原因，探讨了将道德纬度重新纳入社会学领域之中的可能性。论文主要从涂尔干的重要思想源流和思想史背景（如欧洲的自然法传统）出发，通过对于涂尔干所处的思想史传统与涂尔干研究的传统当中大量社会理论文献的细致梳理与分析，令人信服地说明，道德问题构成了涂尔干社会学的核心，并以此为据说明了只有从道德科学的角度，我们才能对涂尔干的社会学思想有更为整体的和融贯的把握，才可以重新把握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界限，以及逾越这种界限的可能性。以此为基础，作者批评了当下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流弊，并分析了涂尔干社会学中的道德纬度如何会被人遗忘，并进一步探讨了一门道德社会学的可能性。本文的分析和讨论，无论是对于重新理解涂尔干的基本学术主张与讨论思路，还是理解社会学的发展以及未来前景，都具有相当的意义和启发性。综上所述，本论文对于经典文献及其源流背景的研究扎实，问题意识突出，写作风格清晰，逻辑性强，是一篇优秀的理论社会学论文。在当今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背景下，作者完成的这项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张静教授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高学德博士颁发了奖项，高学德坦言因为自己是半路出家学习社会学，深知无论博士论文本身还是自己的学术造诣均还需要继续提升，获得这个奖项诚惶诚恐，对于自己是压力也是继续前行的动力。他首先感谢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在此学习期间让他感受到了各位老师的国际视野和本土情怀以及对待专业的严谨务实，感谢自己的导师翟学伟教授给予的指导；其次感谢余天休先生以及论文基金的设立，能够给予学界和自己一样的学生这样的机会；再次感谢评审委员会的老师们半年多时间付出的心血。谈到自己的博士论文，高学德介绍到信任研究在西方学术研究中是经典主题，比如韦伯以及福山的相关研究，但在中国是最近几十年来兴起的，有心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多角度阐释。对于中国社会中的信任问题，近三十年来大家感触颇深，大多认为我们的信任出了问题。经过相关文献的梳理，高学德发现以往的研究更多是套用西方理论在探讨中国问题，他希望分析出中国当前社会的信任是怎样的状态，有的研究认为当前社会中信用度仍然很高，但有的研究结论则是完全相反的，这些研究忽视了社会现实，尤其是对转型与流动的分析。因此他在自己的论文中做了三方面的研究：其一，考察人际信任的样态，讨论信任的主客体，即谁信任、信任谁；其二，探讨社会流动在人际信任中发挥的作用；其三，分析社会流动是否有助于熟人信任向生人信任的转变。

    评委会给予高学德的颁奖词是：《社会流动与人际信任关系研究》运用全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权威数据，在对中国社会人际信任的总体群像作描述性展示的基础上，考察了社会流动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与以往对人际信任的研究大都集中于作静态结构关系方面的描述和分析不同，该文从“社会流动”的视角入手，很好揭示了影响中国人人际信任的动态机制；与以往的研究较多关注中国人个体层面上熟人圈中的强关系（特殊性）不同，该研究将社会流动作为自变量，深入探讨了未流动、向上/向下流动可能引发的、更带普遍意义的“陌生他人”之间的社会信任关系；与以往研究较多考察两变量之间的关系不同，该研究加入了赋权、合作和公平三个中介变量，分析了社会流动有助陌生人信任重建的路径选择。通过研究，作者得出了一些富有启示的研究结果，如中国人的人际信任特点正在由对熟人和生人关系的两极化逐步转向趋同；代际职业向上流动与教育向上流动提升了对陌生他人的信任水平；与未流动者相比,向上流动经历强化了人们对收入公正观的认可,并进而有助于提高他们对陌生人的信任等等。这些研究发现具有明显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是社会学信任研究领域内的一篇佳作。
    成伯清教授为中山大学社会学院的李超海博士颁奖。李超海博士感谢自己的导师蔡禾教授教会自己一颗向学之心，感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以及论文评审委员会，给年轻学者提供了学习和交流的机会，感谢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所承担的会务工作，来到这儿感受到了历史感与美感的结合。此篇博士论文的灵感来源于此前参与的四次农民工调查，在其中发现了奇怪的现象即珠三角农民工倾向于要求加班，希望企业给予更多的加班机会；长三角工资低于珠三角，这种现象是否由于宏观因素与微观机制的共同影响所导致的，这些是促使自己开始研究的源头。他将四次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进行了对比，将企业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农民工工资总量的走向并不代表工资结构的走向；农民工工资的增加并不是因为经济发展而带来的收益，而是通过延长自己的劳动时间获得的，背后有非常严重的不平等存在。

    评委会给出的颁奖词是：以往关于农民工工资增长的研究只着眼于对工资总量（即基本工资与加班工资之和）进行考察，李超海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农民工工资增长与结构：基于企业农民工的量化研究》中则选择从工资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对农民工工资的增长。通过研究，李超海发现单从工资总量考察农民工工资增长的做法掩盖了工资中加班工资和基本工资两部分之间增长速度存在差异的事实。他以2010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企业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为证据，试图表明：农民工基本工资和加班工资的变化存在不一致性，只有将农民工工资总量研究和工资结构研究相结合才能更科学地理解农民工工资的决定因素，从而更严谨地评估农民工的工资权益。李超海发现，农民工工资总量的增长，主要是依靠延长工作时间、获取加班工资来实现的。加班工资的增长与经济发展形势密切相关，一旦经济萎缩和外来订单减少，农民工加班工资下降，工资总量剧减。而基本工资更多受制度干预影响。更深入地看，最低工资标准与农民工工资总量呈现“准线性”关系，与农民工基本工资呈现明显的线性关系，与农民工加班工资呈现正U型关系。他认为，笼统地提出最低工资标准有助于提升农民工工资水平的说法虽然可以接受，但不够科学和准确，只有把最低工资标准和农民工工资结构结合起来分析，才能更好地理解最低工资标准对农民工工资的作用机理。该论文的研究问题明确，概念清晰，研究设计合理，数据可靠，分析严谨，结构合理，条理清晰，结论新颖。作者所完成的这项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深化了我们对农民工工资决定因素的认识，而且对于我们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也会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最后一名获奖者严霄云的奖项由谢立中教授颁发。严霄云博士同样对优秀论文评审委员会以及自己的导师仇立平教授表示了感谢，他的博士论文主要以职校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中职教育中每年有600万人进入生产的第一线，职校毕业学生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的重要来源，而农村户籍的学生则是职校学生的主体。劳动统合机制需要教育和工作共同完成，需要实现劳动力再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为不同阶级群体的人提供知识技能，形成身份区别，从而稳定社会结构。职业教育究竟带来了劳动力提升还是阶层稳固？学校和工厂在劳动力整合上发挥了什么作用？个人能否在既有的结构中发挥主动性成长为一名有技术的产业工人？这个群体能否成为一个稳定的职业技术群体，这些都是论文希望探索和尝试回答的问题。

    评委会给予严霄云的颁奖词是：《符应理论视角：职业教育与中国新产业工人的生产》采用实地调查方法，从知识技术、个性品质和阶层意识三个方面入手，对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职技校工在中职学校、制造业工厂接受的训导进行了分析，并对这一潜在劳动力成为产业工人的过程进行了剖析，揭示了国家意识形态、制造业工厂制度和强制与同意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该文研究视角独特，认为研究农民工问题必需与中国特定的工业化过程相联系，而具体工人的生产与不同管理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工厂制度相结合。作者用翔实的田野调查资料检验和丰富了社会流动研究领域中的“符应理论”，指出工业化、市场化是推动潜在劳动力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源动力；学校与工厂是生产产业工人不可缺少的环节，职业教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工厂制度是劳动过程所反映的资本积累方式和劳动社会组织的特殊形式的对应，其物质基础是资本对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生产过程的控制；“农民工”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需要一系列稳定性因素的影响。该文问题意识明确，研究框架合理，作者通过长期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研究结论具有创新价值，是一篇高水平的劳工社会学论文。

    颁奖典礼进入下半场，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的仇立平教授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谢立中教授带来主题讲演，两位主讲者一改原有风格，舍弃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为我们带来了他们的最新研究。
    仇立平教授的演讲题目是《从差序格局到美美与共——学习费老社会学思想的一些体会》主要为大家介绍了他近一年来读书的心得体会。有的研究认为“差序格局”不可能成为“公共性”发育和生产的沃土，以及“差序格局”放大了“利己主义”的效应，这样一些论断和仇老师的个人生活经验发生了冲突，促使他开始思考“身家国天下”为什么不能成为最大的“公共性”？“自我中心主义”为何会导致费老所说的“为了一己私利，可以牺牲家庭，为了家庭可以牺牲国家，为了国家可以牺牲天下”？“身家国天下”是历史神话还是客观存在？等问题。接下来仇老师从对“差序格局”的再认识、差序格局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解读，最后用共同体的崩溃、集体个人主义、国家个人主义和共同体崩溃等方面给予了可能的解释。

    谢立中教授带来了题为《未来中国城镇化率最高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以非农劳动力需求为基础进行预测》的讲演，他指出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在不断推进使得他对中国的城镇化率究竟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产生了兴趣，很多人对此进行了预测，结果也是五花八门从百分之五十几到百分之九十几。谢老师希望能够予以解答，他采用了以非农劳动力需求为着眼点来探讨。从影响一个地区城镇化率的主要因素、未来若干年我国能够居住到城镇的人口、非农产业可以容纳的人口数量、未来我国城镇化率的可能水平以及影响上述预测结果的主要因素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即便到了205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的可能水平也不会突破70%，到2030年甚至不会到达50%，这一分析结果与目前大家的认知有一定的偏差，谢老师进一步强调了GDP增长速度、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人口增长速度以及抚养比的变化都会对城镇化率最终能够到达什么样的水平有影响。最后，他指出，城镇化运动的推行有许多细节需要慎重思考，不能用简单的行政化手段去推进，否则会产生出许多连带问题。
    主题讲演结束后的讨论环节中，张静教授对于个人（person）主义与个体（individual）主义的辨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孙飞宇副教授则提到了自己对于社会学理论的重新检视与思考，他说“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无用的工作就是去检讨熟悉的、视为理所当然的概念的基础和由来，这种批判的态度才是做踏实学问的起点。陈涛和高学德也从各自的角度对于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之争发表了看法，许琪博士则从人口学的角度与谢立中教授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否即将终结的问题。谢老师在给出回应的同时解释了自己“跨界”的原因，称自己关注城镇化率的问题由来已久，看似实证研究背后则最终还是要回归到理论问题，未来中国是都市社会还是乡村社会亦或者是都市乡村社会？如果城镇容纳不了那么多农村人口，那么用什么样的扭结把他们留在乡村？中国的农村会成为一个怎样的样态？这些都是他希望在弄清楚城镇化率之后进一步思考和解答的问题。
 

供稿：曹慧中；供图：陆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