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前沿论坛

2004·学术前沿论坛专题

社会学视野下的社会和谐

——北京市社会学学会专场综述

2004年12月18日下午，北京市社会学学会与市社科联联合举办的“2004·学术前沿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曾宪梓楼举行，论坛的主题为“社会学视野下的社会和谐”。论坛由北京市社会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杭生主持，李强教授等6人分别结合各自研究领域围绕大会主题做了精彩发言。

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从社会学角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他指出，党的十六大报告已经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概念，十六届四中全会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层次上进一步做了强调。中国自古以来就注重社会的和谐，“大治大乱”的“治”就是指社会的和谐，对和谐的强调在中国是一种传统理念。和谐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概念，它指一个社会的秩序比较稳定，没有大的冲突。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要建立一个既有纪律又有自由的人人心情舒畅的社会。和谐社会是一种对社会完善的理解，是一种安定、稳定状态下的人际关系。

李强教授认为，和谐社会的提出在当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中国目前处于人均GNP为1000——3000美元的特殊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容易出现问题。库兹涅茨的倒U字型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种现象。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问题较多；当经济实现起飞以后，社会就会逐渐趋于稳定。我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2000年我国人均GNP第一次达到1000美元，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问题日益增多，社会冲突比较明显。戴维斯的G曲线理论也可以解释这种现象，G曲线理论是指发展会带来不稳定，即经济发展虽然迅速，而人们的期望值也在随之增加，当这种期望不能被满足时，社会不稳定现象就会增加。因此，和谐社会的提出有很强的现实依据。当然，和谐社会的实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默顿看来，社会之所以不和谐是因为社会存在结构紧张。在结构紧张的情况下，小冲突可以演化为大问题。结构的转变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政策上的保证。

北京大学教授谢立中做了题为“和谐社会：发达国家的启示”的演讲。他认为，建构和谐社会是市场转型到一定程度出现的口号。市场转型到一定程度会出现许多问题，这是很多国家都会出现的情况，并非我国独有。那么，西方国家在面临同样的问题时是怎样做的值得我们思考。西方社会从工业化起出现过三种现代化形态，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完成了由自由主义形态向国家主义形态和由国家主义形态向新自由主义形态的两个转变。第一次转型缘起于19世纪的自由主义理念，它强调“小政府，大自由”（即个人的自由），原则上不允许中间团体如行会制度的存在。个体化社会激化了个人的活力但同时也有缺陷，它赋予个体自由的能力是有限的，容易导致两极分化。两极分化使社会矛盾尖锐，冲突严重，于是出现了各种解释和救治社会问题的药方。直到20世纪初西方社会的各种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并且爆发了1929年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这样二战后各国纷纷向国家主义转型，这种转型有三个方面的内容：1、国家的干预即对市场经济的限制；2、福利国家；3、社会伙伴关系，即把劳资双方组织起来，协商谈判，限制资方自主权，发展工会。对资本主义的修正，形成国家主义的制度化，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自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危机，也就是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和谐。同时，这种转型也有负面效应，它以限制市场、自由为前提，易导致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下降。从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私有化浪潮，如美国的里根主义和英国的撒切尔改革，重新走向自由主义，也就是第二个转型，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三种形态、两个转型实现和谐社会，虽然有很多的问题，但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洪大用认为，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世界性的共同问题，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传统，“和为贵”思想不是仅仅局限于中国。国家、市场在西方社会和谐中起着重要作用，如何平衡二者作用的发挥对中国也有很大启发。中国集权统治时期社会发展的动力不足，在20世纪70年代末走向市场。在对中国的新国家主义的思考上，应充分发挥国家应该发挥的作用，而不是要走向新的自由主义。在中国背景下重新定位国家的地位、寻求和谐。和谐社会在结构上应该强调这样四个方面：1、相对合理的社会结构。2、社会阶层的认同问题。目前我国社会处于分化中，阶层意识不清，认同度不高。3、在社会流动上，一个整体性排斥社会比一个选择性排斥社会更不稳定，因此，要增加社会流动的机会。4、在一个日益分化的社会中，存在社会共识问题。社会共识越低，交往成本越高，在社会阶级、阶层认同上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吴忠民的发言题目为“防止社会结构的畸形化”。吴忠民指出，虽然亚里斯多德就曾论述过关于和谐社会的理论，但和谐社会概念在当前提出其现实意义重大。虽然自建国来，我国社会取得了重大进步，但社会问题的存在也是建国以来空前的。最严重的是社会结构方面的问题，具体有四个方面的表现。1、从制度和政策上来看，目前我国社会是自由相对有余，平等相对不足。建国初形成了人们大面积的平等但失去了自由，改革后恰恰相反，计划体制全方位的垄断使人们失去了自由——每个社会成员不具有个体人的意义。改革后，资源流向社会，民众取得的成就获益于民众得到的自由。当然这是一种初级的自由而不是制度化的自由，这就形成变异，即以一部分人的自由剥夺另一部分人的自由，出现基于自由的对财富的掠夺。不公正正是源自于自由有余而平等不足。2、从基础的阶层层面看，社会的主要群体弱势化。当前我国存在着数量巨大的弱势群体，而且社会的主要群体——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弱势化趋势明显，这种主要群体的弱势化对于社会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3、从社会位置上看，中国目前出现了较高位置阶层精英群体的利益结盟。虽然现代社会需要精英群体的管理，但社会的政治、经济、知识精英群体应形成明显的分工和严格的界限，否则，公共权力部门与经济领域的结盟造成的结果就是社会政策将失去公正性。4、公共投入对社会的影响巨大，在投入的安排上应该优先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而我国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严重颠倒，主要表现在：①基本的民生投入极低，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义务教育等方面投入较低；②不合理的比重过大的公共投入，据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统计，我国在公务方面的公共投入占世界第一，真正用于解决国计民生的投入更少。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宋书伟的发言题目是“如何实现社会和谐”。宋书伟指出，和谐社会的提出具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从加强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角度上看有两大突破。首先，我们党将其作为提高执政能力的四大目标之一，即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在国际共运史上是首次，是共产党建设的创新。其次，是思想路线上的突破，一反以往强调的斗争哲学，开始注重社会各阶层的合作。在如何实现社会和谐问题上，他提出三个方面的内容：1、人与人的关系相和谐。2、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和谐。3、个人素质的全面提升。

北京市社法委副主任杨文忠的发言题目为“构建社会安全防范体系的思考”。他认为，安全稳定是一个立体概念，是人对社会的主观感受。当前影响中国社会安定的因素如下；1、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为达到一定目的采取的暴力行为。其特点有：组织性、政治性、极端性（残忍性）、隐蔽性。911事件后我国也加入了反恐联盟。对恐怖主义的对策有：建立反恐组织；建立安全防范体系；及时有效的情报系统；树立防范意识。2、刑事犯罪。社会的稳定状况与经济发展的阶段相对应，经济发展初期，社会相对稳定；经济起飞时期，社会比较动荡；经济发达时期，社会趋于稳定。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动荡的经济起飞时期。中央对社会不稳定、刑事犯罪增多的现象采取的原则是：打防结合，以防为主，标本兼治，治本为主。西方在对付刑事犯罪问题上采取的方式有：隔离论；条件限制论。有效对付刑事犯罪应该建立长效机制，坚持的原则有：系统性，即打击、防范、控制一体化；动态性；科学性。3、人民内部矛盾引起的群体行动。消解这一影响因素应当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冲突消融机制和思想疏导机制。4、火灾、交通事故引发的损失。从宏观上看，减少这一损失只能依赖经济的发展，法制的完善和人的素质的提高。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杭生高屋建瓴地做了总结性发言。他指出，目前所讲的社会和谐与传统的社会和谐已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的社会和谐是原生性的、自发性的社会秩序，是自然的习惯；现在所讲的社会和谐是人为的规范。当前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过去传统信条的粘和力减弱，自发、原生的秩序已不复存在。当然，传统思想的精华是可以吸取的。讨论中多次提到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需要关注的是，在市场与政府同时失灵的地方该怎么办，那里的矛盾往往最集中，这个问题涉及当前许多理论前沿问题如公共性问题、公民社会问题、治理的问题等。

与会学者和听众对大会报告与学科发展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论坛的主题报告既反映了前沿的学术观点，又体现出学者们严谨的科学态度，对今后学科的发展与对现实的指导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马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