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前沿论坛

北京市社会学学会

2003·学术前沿论坛——“走向更加和谐公正的社会”会议记录

会议时间：2003年12月13日下午2：00至5：00

会议地点：北京师范大学曾宪梓教学楼9－304

会议主题：走向更加和谐公正的社会

主持人：李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会议记录：

吴忠民（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的发言题目为“警惕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他认为当前我国存在着数量巨大的弱势群体，而且社会主要群体——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弱势化趋势明显，这种主要群体的弱势化对于社会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他认为当前主要社会群体的弱势化有如下几个特点：①人数急剧增加。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是3.4%，可是实际失业率应该在10％左右。农村中还有1.5亿左右富余劳动力，而且全国目前有4000万以上的失地人口。按照当前的统计贫困标准，农村中有2800万贫困人口，但是现在的贫困标准太低，农村贫困线是625元/年。按照享有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国有2300万贫困人口。统计上面还有一个重要的缺陷就是，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没有包括农民工，现在农民工的总数大约为1亿人，每年总收入为5000亿元左右，带回农村的3亿元左右，如果按照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起码有4千万农民工是贫困人口。这几项总计达到2.2亿左右，数量非常巨大。②大量工人、农民处在十分困苦的生活境地。现在的企业职工不仅面临着减员增效的压力，而且还面临着换员增效的压力，面临着失业下岗的压力，处境更为艰难。全国有困难职工89万人，如果把这些人全部纳入低保，需要资金1亿元，现在地方财政只能提供4555万元。中央直属企业职工只有7万多人得到保障。农民工倍受歧视，处于边缘状态。③工人、农民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护。工商事故很严重，面临着疯狂的圈地活动，城市化造成民众遭到种种不公正待遇。④许多财政机构的财政源泉几乎枯竭。全国乡财政平均负债408万元，村财政负债21万元。基层政权难以正常运行。⑤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劳动技能的总体水平在下降。称职的劳动者的技能在下降，技能结构不合理，初级占80％，高级工占4％。工人农民竞争能力在下降，无法应对加入WTO后整个国际国内的竞争形势。⑥工人、农民的相对地位在下降。这两大群体的社会及政治地位在下降，政治参与水平降低，表意渠道很少。人大代表中工人和农民的数量下降，难以维护其地位，发言权在削弱。城市中还有一些行业协会，农民的协会都没有。

总体来看，主要群体的力量越来越弱。

他认为，主要群体弱势化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①只重视经济政策，轻视社会政策，忽略了社会公正。②公共投入的顺序颠倒。真正用于解决国计民生的投入更少。③中国目前出现了精英群体的利益结盟。公共权力部门与经济领域本来应该明显分开，但是目前中国出现二者的结盟，造成的结果就是所有的政策都是正确的。

他认为，当前中国主要群体弱势化还没有充分化，没有减缓的趋向。这一趋势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①共产党赖以执政的社会基础会被削弱。现在我国已经过渡到由建国后参加工作的人执政的阶段，其执政基础应该是为人民服务，而人民的主要群体应该是工人和农民，否则其执政的合法性会受到质疑。②这一现象还会严重削弱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有三种：出口、投资和内需，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内需。就内需拉动力而言，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意愿很高，购买力最低；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意愿很低，购买力最高；中等收入群体居中。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大量人需要东西但买不起，同时，大量产品生产出来可是又卖不出去。

他认为，决策的理念应该是“普遍发展、共同受益”。

杨善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做了“当前农村干部群众的信任建立”的发言。他首先从SARS谈起，在北京爆发SARS的时候，大批农民工纷纷逃离北京，回到家乡，这一度在城乡之间引起了混乱。温家宝总理关于农民工得SARS通通免费治疗的讲话又稳定了局面，使农民工的恐慌减弱了。很难想象，如果SARS在农村地区流行的话，我们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他提出了一个面对SARS的农村社会救助问题。他认为，在毛泽东时代农村有合作医疗，现在农村的合作医疗已经名存实亡了，现在医药费全部要农民自己负担，看病成了最大的问题，农村的医疗问题比城市更严重。

他认为，农民对共产党的信任不是一个不变的恒常的东西，关键看你能给他们提供什么。如果什么都不能提供的话，其执政基础就会受到很大的削弱。农民为什么不参加选举？关键是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利益。“三提五统”在东部沿海没有落到农民头上，农民也不在乎这点负担，可是反过来在中西部，负担绝对值其实不高，但是农民就是交不起。

他认为，乡村两级财政的枯竭很普遍，可是乡村两级还得运转下去，所以现在村级干部的“流氓化”、“痞子化”趋势很严重，需要这些人去收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也引人关注，我们需要对发展过程种的欠帐进行反思，对财政和利益分配的格局要作调整，否则，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受到制约。

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对策在于：首先，怎么从体制上去调整；其次，先行干部考核体制中，乡镇干部考核中已经不单独考核GDP了。资源分配和工作重点要转变，专门去考核GDP其实没有意义。在不少地方的工业化其实已经失败，工业化过程中有很多欠帐，欠农民的债。少搞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缓解干群冲突。

李迎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做了“农村社会保障研究的新进展——关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新模式及其推进的新思路”的发言。他首先提到了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建国以来对农村社会保障关注不足，存在城乡二元化现象，建国初，为适应当时的需要，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中实行“五保”制度和临时救济。改革后，我国对城市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在城乡有别的前提下进行一些调整。总之，在“二元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农村处于劣势，在工业化之初可以理解，可是现在，随着时代的前进，应该逐步打破这种二元架构。

他认为，农村社会保障应该逐步实现与城市社会保障的衔接。原因主要在于：①这种做法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农民和农业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积累，改革之前大约提供了6000亿的积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积累又在上升。城市企业职工当时低工资，也提供了一些积累，他们通过相对晚上的社会保障得到补偿，可是农民所得甚少。②这种衔接是国际的惯例。③是现代化的需要。④也是农村社会保障现实的要求。⑤我国已经具备了衔接的能力。

他认为，实现社会保障农村和城市衔接的模式选择可以走整合模式的道路。这种整合模式是一种差异的模式，实行有差异的整合，也就是说基本方面——养老、医疗和救助实现城乡统一，而跟就业有关的方面存在差异。在模式设计上将养老、医疗和救助作为重点来设计，三者在城乡之间以应该保持一些差距。实现社会保障方面的“全员共享”，农民的社会保障应该通过集体支持和财政支持来完成。通过消费税、所得税等财产转移来完成，大病统筹农民也应该享受。社会救助方面，在农村也应该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些项目在形式上可以保持一些差别。

在推进策略方面，他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①有步骤地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第二、第三产业的转换。②深化内部改革，提高生活水平和发展能力。③改变以农村发展提供积累的传统战略，对农产品提供价格保护，使农民收入得到保证，农村社会保障自身改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二元－过渡－整合”。

张小军（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做了“发展的国家观念——关于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的思考”的发言。结合幻灯片，他作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发言。他报告了以他为首的课题组在西部地区四个贫困县的调查结果。这四个地区是信仰宗教、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他认为政府投入太少，义务教育投入方面农民将近占到一半，很多地方国家在义务教育方面的投入为0，办公经费为0，教育经费为0。“普九”检查时，上报的数据是98％、97％，可是这些地区的实际入学率仅为21％。

他把失学分为三大类，一是资源性失学；二是观念性、文化性失学；三是制度性、结构性失学。他认为农村义务教育过程中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救助金发放方面存在不公平的现象；二是教材二次使用中存在问题。他认为，解决的办法在于国家应该投钱。

姚裕群（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做了“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的发言。他首先分析了有关大学生就业的形势。他指出，2001年是毕业就业情况最好的时候；2002年，开始走下坡路，大专生就业难；2003年，大面积出现就业难，形势很严峻。这种就业的特点在于：①体制是半行政体制外壳下的市场就业。②大学生就业难是事实，而且呈现不断加难的趋势。2002年的毕业生是1998年扩招后第一批毕业生，数量达145万；2003年毕业生达212万；2004年预计达到260万；2005年预计达到320万人。

他认为大学生失业可以分为六类：①自愿性失业；②信息性失业，如非典期间没法面试，技术性不多，信息传递体制不完善，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不正确评价等；③选择性失业；④需求性不足导致的失业；⑤技能性失业，如扩招后专业设置不合理；⑥体制性失业，如进京指标、单位用人指标。

他提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对策：①塑造大学生全面就业环境；②转换就业机制；③强化就业指导；④进行更全面的教育体制改革；⑤把大学生就业建成“一把手”工程；⑥调整教育结构。

尹志刚（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教授）做了“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的社会化管理”的发言。他认为现在的强势组织越来越强，私营企业主当人大代表的越来越多，而弱势群体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他们的表意渠道越来越少。现在人们说到现状很无奈，说到体制就没辙。现在已退休的国有企业职工有150万，其中在社区的只有5.2万人，要在3年之内，把这些人纳入社区进行管理。

他认为，退休问题也是一个强势集团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两方面的博弈，一是政府跟企业之间的博弈，实质就是政府请客，企业买单；二是政府跟社区之间的博弈。最终的结果就是谁都不管，退休工人成了受害者。

他结合调查的数据，通过幻灯生动地展示了当前国有企业养老负担、国有企业退休职工的现状及其特点以及社区社会保障结构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他认为，在国有企业退休人员问题上，管理是简单的，服务是说不清的，应该加强街道社会社保所的建设，加强人员和设备以及软件环境的配套工作。他认为，在养老保障方面，可以考虑把标准定低一点，使得保障面能够尽可能的大一点。

袁伦渠（北京交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由于出国，委托其夫人林教授代为发言，发言的题目是“灵活就业与社会保障”。他指出，灵活就业本质上就是非正规就业，有两种基本的形式，一种是主动性的灵活就业，如知识分子中的自由职业者，另一种是被动性灵活就业，这些人大都是弱势群体。

他所考察的就是被动性灵活就业群体及其社会保障问题。他认为，这些人主要包括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农民工、失业群体以及新产生的城市贫困群体。灵活就业的特点是：就业门槛低（在性别、年龄等方面要求不严）、劳动关系不稳定、工资低、缺乏社会保险。

他指出，现在灵活就业的人员呈增长趋势，灵活就业有利于促进劳动力市场多元化，减缓政府就业压力。但是必须做出相应的规范措施，保障灵活就业者的权益。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完善法规；二是建立调整机制；三是完善协商机制。

喜蕾（中共北京市委政法委党校副教授）作了“2008奥运安全环境建设的文化预警研究”的发言。她认为，在当今社会中，文化冲突往往是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因。随着奥运会的临近，有必要对奥运会的安全环境建设进行文化预警的研究。北京市的多元文化发展趋势很明显，北京市已经是全国民族成分最全的地区。政府应该调整思路，不能是防范，而应该理解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多样性，应该同社会整体环境联系起来，从人性化的角度，充分认识到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充分认识社会，积极进行沟通。政法系统应该转换观念。增强政法群体的文化沟通能力。当前北京市政法队伍中，民族、宗教知识比较缺乏，不能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应该从理论上进行深入探讨，从操作上进行规范。应该正视文化价值观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