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前沿论坛

2002年北京市社会学年会纪要

2002年12月14日，北京市社会学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一层会议室召开年会，今年的会议主题是“中国社会结构的新变化”，会议由北京市社会学会会长郑杭生教授主持。李昌平等6位发言人分别就我国社会结构所发生的新变化发表了精彩的演讲。

中国改革杂志社的李昌平认为，“未来我们农村里面要防止两个非法的存在，要把防止两个非法的存在作为指导农村工作的出发点：一个是底层的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基层政府和组织的非法存在，另外一个是防止底层的民众不得不非法地生存。”他认为，基层政府有可能不得不非法地生存，因为基层政府，也就是说县级政府、级政府以及村一级组织，它的制度性地支出本来就需要4000多个亿， 而现在的合法来源只有800多个亿，或者说1000个亿。有几千个亿的缺口需要地方政府去创收，创收多数是违法的。他用自己在乡镇府工作的经历表明，“所谓的用足政策多半是违法的。现在底层政府事权财权人权不统一，不得不有可能非法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要防止底层的群众非法的存在，农民工进城几个月找不到工作要不非法生存是很难的事情。一个农民工进城以后，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农民工进城以后需要办很多证明，办齐所有的几百块钱，多的几千块钱。农民在农村里能不能合法的生存呢？有时候也是很困难的。很多人就说，现在是个法治社会，农民怎么不讲法。穷人用不起这个法，所以采取非法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们这样去理解农民的时候，好像是很不人道的，但是在那个环境下，却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李昌平最后指出，社会如果是底层政府不得不违法生存，而底层的民众也有可能不得不非法的生存这么一个状况下面，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法治的社会，建立一个有信誉的社会，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大家都成为一个守法的公民。如果一个社会的底层是这个样子的，并且有可能这个趋势是扩大化的，那么，这个社会是很危险的。

北京大学杨善华教授对李昌平的发言进行了评论，他认为，李昌平讲到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跟财政体制的问题。中央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尤其是94年朱鎔基总理搞了国税和地税的区分，改变了目前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格局。而且各地财政不是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中西部地区受到很大的影响，东部沿海地区受到的影响不是很大，跟社会发展、工业化水平有关，当地三提五统其实很高，但是老百姓负担相对来讲很低。中西部的三提五统落在农民头上，财政又很困难，不得不去创收，地方政府面临的就是生存问题。在这种体制下，激化农村里的农民和基层支付的矛盾，成为不安定的因素，而且是重要的不安定因素。农村干部痞子化倾向，这种情况对中西部地区来讲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李路路教授作了一个“制度转型和分层变迁”的演讲，他主要探讨了当社会发生变化的时候，整个社会的分层结构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认为中国改革有几个特点：一是中国的改革是国家主导的改革，改革的每一步都来自于政府的主导，一系列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实施的、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体制变革政策，构成了中国制度转型的特色，也构成了市场化逐渐发展的机制；二是长期的混合体制，混合的经济在原来的体制和现有体制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并存，二者有一个相互作用的关系；三是这个改革是改良式的，他不是通过革命式的那种方式进行的；四是对原来的体制有强烈的路径依赖，即使急剧式的制度变迁也会有路径依赖，而一场自上而下的渐进改良的变迁将有可能使路径依赖的特征更加明显；五是在向市场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市场机制遵循自身的内在逻辑，那就是追求效用最大化，会造成两极分化，造成财富和贫困在社会两极的积累，所以才有福利国家，国家的第二次分配。市场机构本身是一种分化的机制而不是平等的机制。

他认为正是由于这些制度环境和转型过程的特点，我国的阶层相对关系模式在制度转型过程中以“再生产”为主要特征。那些过去占优势地位的群体，通过不同资本的交换、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源的优势，其原有的代际之间的地位继承性在向市场转型的变革中得到保持。

在他的研究中，他把阶级阶层分为五大类，即：权力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一般管理人员、工人等、自雇佣者阶层。当然这种划分方法还有很多。他发现权力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继承性占主导地位，一般管理人员阶层也是继承性占主导地位，工人农民以及自雇佣者继承的特点不强，也没有很明显的流向其他阶层的趋势。

他的结论是：第一，阶级秩序的变化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机制的改变，而是取决于谁主导改革，谁主导制度转型的过程，谁就会获得优势；第二，这种转型的过程给阶级之间的再生产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可能性，比如网络的机制、权钱交换的机制等，会把原来的优势地位传递下来；第三，阶级的变化与经济机制的变化其实是相对独立的，并不能简单的想象，经济机制变化以后，阶级结构就一定会相应改变。在我看来，市场转型改变了阶级传递的机制，但是并没有改变它们的相对位置。二者具有一种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不简单是一个功能主义的解释。

宋书伟研究员对李路路教授的发言就行了评论，他认为李路路教授的研究是对过去的理论的深入和突破。他认为李路路教授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政治结构的变化与经济结构的变化不同步，相对来说市场体制改革领先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结构的优势影响阶级的优势，原来优势现在还是优势，中国现在是政治结构又是影响经济，是经济决定政治呢还是政治决定经济，政治结构的滞后对将来中国的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讲将来研究分层来说，这种研究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究竟从理论上应该如何进行概括？中国新的阶级阶层的变化应该怎样从理论上进行新的解释。

北京市社科院戴建中研究员作了“私营企业主的新变化”的演讲，他认为，私营企业主在个人收入、文化水平、政治资源的占有等方面差异非常大，私营企业主阶层具有以下特点：他们内部经济政治文化资源占有不平等，越来越向一批私营企业主集中。这些人主要由两类人构成，一类是各类下海干部，一类是文化素质高、善于编制网络的人，善于运作手头的各种资源的人，他们属于草根型精英。现在有两个新的现象，中国加入WTO以后，国外的资本要寻找合作人选，这又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壮大自己的机会。从政治上看，他们可以参加到执政党中去，因此他们又有很多的上升空间和自有活动的空间。总之，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开始形成。

他最后以安迪·华尔德的一句话结束他的演讲：“应当用怀疑的眼光看待那些泛泛而谈市场影响的观点，因为市场影响是通过资源配置，新兴市场的建制以及市场赖以政治进程来其作用的，市场本身并不是问题，我们的理论和研究必须以这些市场的条件为中心，这些具体的条件和制度环境是不可能预测到这些过渡会产生什么影响的。”

王钰研究员对戴建中研究员的发言进行了评论，他指出，80年代以来，这个阶层就是引起争论最大、最令人瞩目的阶层。他认为，目前他们内部分化这么大，私营企业主到底算不算一个阶层？以前的规定是雇工7人以下的算个体户，7人以上的算私营企业主，这样的规定到今天来讲合不合理？其资产规模变化太大，另外就是变化了以后，他们的地位、所起的左右确实也不太一样了，我觉得并不算是一个阶层，因为其内部相差太大，我们应该把他们当成一个阶层还是应该继续怎么考虑？社科院课题组把阶层分为上、中、中上、中下、下五类的时候，就很难把私营企业主归到一个阶层里头。

戴建中研究员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的热烈讨论，社科院张宛丽副研究员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进行新的发展，他们把生产资料的概念扩充了，不仅仅把占有生产资料作为区别阶级的工具，还有别的东西，如中产阶级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化社会的状态去说这个问题。包括多元分层理论，区分阶级阶层主要还是看经济关系，但是经济关系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有文化、声望、职业等，也包括控制权、建议权等。目前我国的中产阶级主要由3类群体构成，即，私营企业主，职业经理人合办公室白领。如果按照4类划分，中产阶级应该是哪几类？他们对中国以后的利益格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郑杭生教授认为，阶级阶层研究近年来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能不能把阶层看成是淡化了的阶级概念？

社科院副研究员张宛丽，就现阶段我国社会中间阶层问题作了演讲，她发现，现在社会上对中产阶级预期过热、过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现在人们把中产阶级等同于高收入、高学历、高消费，有一种把中产阶级贵族化的倾向。第二个倾向是媒体在炒作“中产阶级”问题，包括国内外媒体，共同社的报道就说中国已经进入中产阶级社会。第三个就是国内媒体一方面自己进入了高收入高学历高消费，另一方面媒体以西方社会为期待来评价中国社会的改革。在实际的调查中，现阶段的中产阶级只是一个雏形，其承载的新兴职业群体已经形成，但是作为中产阶级的结构性的要素还没有出现，作为中间层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很有限。

在中产阶级相应的实际存在中，它有多重社会分割的特征。体制上的分割导致中间阶层内部异质性过大。对于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期待能不能实现，她认为很难实现。起码它在阶层内部的认同上，价值观、交往方式、行为规范方面它的左右是很有限的。

她认为我国的社会中间阶层具有很强的建构性，如果它原来占有的资源是属于在权力部门或者属于在一定权力的岗位上，那么现阶段它会运用这种地位优势去换取现在所需的东西，如果以前没有那种权力的话，或者说不能在市场资源体系中充分享受这种优惠的话，那么现在也达不到中产阶级的预期。产生一种去寻找地位缺失的东西，她发现，中产阶级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一是地位焦虑是非常强的，它时时担忧把持自己的现有的地位，哪怕他们的收入和职业很好的话，他们的心理压力非常大，普遍都是这样，他们都说我感觉非常疲惫。第二是中间阶层的形成过程中代际更替非常突出，发生在一个急剧变迁的社会中，有可能形成一个对中间阶层能不能承担社会期望能否实现的问题。

吕新萍对张宛丽的发言进行评论，她认为社会学研究中间阶层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是这个阶层本身的特点，它与其他阶层的差别，一个是它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如果把社会结构划分为传统的和现代的两种的话，中间阶层对于研究现代社会结构很有意义。对于社会中间阶层的界定也是多元的，一个方面是从关系角度分层和等级分层。我感觉张老师是综合这两个方面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分层还是主观的和客观的，转型期中间阶层的复杂性特点。这种综合的角度对于研究中间阶层是很有用的，她还提到转认为张宛丽提出的转型时期中间阶层具有很强的建构性具有很大的意义。

吕新萍还提出了她的问题，首先，在中间阶层形成的过程中，或者说在阶层分化的过程中，中间阶层起作用的机制是什么？有的人认为是工业化的逻辑，比如说是职业结构的变化，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等，也有人认为是我国的市场转型的影响，再分配权力系统的变化，谁更重要？如果是工业化的因素，那么我们怎么看待私营企业主这种阶层的特点？其次，中间阶层中内部有两个优势群体，一类集中在国有经济，一类集中在新兴的私营经济，这两类群体到底谁在资源拥有或者权力上更有优势，或者说在阶层内部到底谁居主体地位？她认为，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和深入思考对于现阶段的中产阶级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洪大用副教授就“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最新进展”作了发言，他向与会者介绍了民政部救灾救济司百城万户大抽查的有关情况。调查发现低保户家庭在就业、住房、就医等很多方面仍然很困难。现在各地低保中实际上存在两条标准，一个是名义标准，也就是当地制定的标准，还有一个就是实际发放的标准，实际发放标准要低于上报的标准，有的还低的比较多。他介绍说，这种社会化的监督形式对于民政部门的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他认为低保制度本身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一，低保制度的定位是消极保障还是积极取向的一种救助制度？如果是消极保障的话，给他一点钱就行了。如果是积极保障的话，应该以促进就业为目标，提高贫困者本身的能力。第二，是单一的现金救助制度还是综合的救助制度？民政部门概括的就是发发钱、拜拜年，低保是不是也就是发发钱、拜拜年就完了，其他的特殊需求怎么办，怎么防止与主流社会的隔离。第三，实践中是尊重个人权利还是强调个人义务的问题？如果你强调拿了低保以后就要公开收入财产等等，那么是不是涉及到隐私问题。低保制度涉及到收入的核定，家计调查。现在对于隐性就业、隐性收入、家庭财产的监控很难。地方部门现在很多已经在做了，但是有什么依据，在理论上怎么解释，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第四，单独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是农村低保也要做？少数地方比如浙江也已经推行城乡统一的低保制度。实际上资金来源、管理体制还是有很大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城乡统一，有的人认为现在城乡差距很大，各地也差距很大，我们到山东、浙江去看，当地说是城乡一体的低保。如果推向农村的话，怎么管理，资金怎么解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五，低保制度是中央政府的责任还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如果是中央责任那么条例就要修订，如果是地方的责任，那么怎么落实？第六，低保制度是补充制度，还是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是把低保制度看成是社会保障的组成部分，还是按照低保制度的思路去重新设计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从中央看，趋势是对低保工作越来越重视，很多通过其他制度解决不了的，都落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它就可以作为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当然，这些问题都需要从理论上去思考，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

北京市委党校尹志刚教授对洪大用副教授的发言进行了评论，他认为低保制度确实非常重要，但是在执行中有很多问题。首先就是低保对象的权利问题，低保调查的问题，有没有财产、有没有收入、有没有隐性就业，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也是最薄弱的环节，是一个说不清的事情。有一些手段，但是效果都不是太好。其次就是搭便车的问题。比如“两劳释放人员”问题，他们威胁街道、居委会工作人员，不给低保就要报复他们，有时候也没有办法。街道办事处没有权利说不给你。还有就是低保的标准与最低工资标准的关系问题，北京市的标准现在是280块钱了，还有40块钱的粮油补贴，最低工资也就是400多一点，如果低保标准过高，接近甚至超过了最低工资，上班的成本太高，那么就会打击低保对象的就业积极性。救济到什么程度好，越救济他，越不想去就业。他觉得应该区分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和没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让低保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参加劳动，公益劳动没人去做，很多有劳动能力的人却在家里吃低保。与会人员还就进城民工的低保问题以及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就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展的新趋势作了演讲，他认为，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或者说到90年代中期，社会结构演变的趋势发生了转折， 9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社会非常不同于80年代的中国社会，可能一个新的社会正在形成，由于理论界、思想界包括政府部门对于这种变化的趋势缺乏应有的敏感，在有关的讨论上存在一些非常重要的混乱，在政策的制定上也导致了一系列的失误。事实上90年代以来，一个新的社会已经形成，这个社会在面临着一系列的新的问题，需要我们超越左与右，改革与保守，去分析新的社会，但是由于我们没有能够形成一种新的框架去面对这种新情况，才导致我们解释的苍白。

他认为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变化。80年代大体上说是一个资源扩散阶段，市场体制的改革导致资源向整个社会扩散，这个扩散的结果是最弱势的人状况得到好转，如农民和城市中的没有什么门路的、没有什么机会的、非正规就业的、刑满释放的；社会的边缘地带我们看到了新的生机和繁荣的迹象，如农村、小城镇、乡镇企业这一块；由于放权让利等措施使得基层的政府和企业成为更积极的社会行动者，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而到了90年代，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一个完全180度的逆转，有原来的资源扩散到“资源重新在集聚”。首先，两极分化加大，贫富分化扩大，好像现在最新的一个基尼系数是0.51。其次，社会边缘地带明显萧条，90年代的农村其实是一个非常绝望的地方，比原来要萧条得多。第三条，基层财政被抽空。资源配置得方式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他称之为社会断裂。一方面，社会开始分化，90年代以来主要是两极：一极是占有资源的权贵阶层，一极是人数众多的下层社会的形成，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实际上被摔到到主流社会机构之外。第三个方面城乡之间出现了新的断裂，这种新的断裂，人们往往有一个误解，以为改革以前的城乡才是二元社会，其实以前城乡依存性很大，现在农村已经真正的变成整个社会的累赘了，城乡依存性小了。还有就是现在这个秩序正在定型。这不是一个过渡性的东西，它的秩序正在定型，但是这个社会秩序是有掌握金钱和权利的集团来定义这个社会秩序，现在社会上有一个强有力的群体在消化这个政策，无论什么政策最后的结果都是对他们有利。

李强教授对孙立平教授的发言进行了评论，他认为，应该看到这是一个很宏观的问题，这种社会转型有负面因素和正面因素，人们发现财富确实在比以前集中，但是是否大家不能在这个体制中获益，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实际上有两种获益情况，一种是相对的，一种是绝对的，即便是在两级分化的情况下，也可能获益。现在的情况是，尽管蛋糕做的不太圆，但是蛋糕确实做大了，所以从份额中可能受益。他认为，我们还需要做一些根深入的研究来验证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也是感觉上是社会分化很严重，但是我们可以引出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会不会出事？

他说，“这里涉及到两个概念：一个是社会紧张；一个是社会团结指数。社会出不出事跟社会的贫富分化还不是联系非常紧密。只要社会是精英团结，就不会出什么大事。这里头有两条道理：第一就是吃饭问题，从目前来看，我们到最贫困的地方看，吃饭的问题还是能够解决的，尽管有的吃的很差，但是吃饭问题也不是最关键的。第二是上层问题，就是中国上层社会的团结问题，社会团结指数，也就是社会精英结盟。精英结盟出现以后，社会反而不出问题了，使得社会团结指数上升了，特别是阶层之间的团结指数上升。当然与下层差距也不能太大，否则会产生政策失误，政策偏斜等。”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刘仲翔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