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前沿论坛

改革与当前社会的新问题

——北京市社会学会2010年“学术前沿论坛”综述

由北京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市社会学会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2010年学术前沿论坛——改革与当前社会的新问题”于2010年12月18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论坛由北京市社会学会副会长杨雅彬彬主持，围绕“改革与当前社会的新问题”的主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郑杭生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北京大学刘世定教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大为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以不同的理论视角，在论坛上做了深入精彩的报告。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社会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格局的重要方面，社会管理也被放到社会建设的突出位置，这是适应我国进入社会矛盾凸显期的迫切需要，是顺应民心、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本质要求。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强调要加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创新社会管理机制。郑杭生教授在题为“社会建设、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从社会学视角分析一些有关理论问题”的报告中，从社会学视角结合中国社会现实，对社会建设、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内涵、外延等基本理论问题做了收入分析，既有理论高度，又有时代特色。郑杭生教授指出，“民生为重，百姓至上”是社会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和永恒主题。改善民生是和谐社会建设最根本最基础的必要条件，是当前社会矛盾多发和凸现最基本的根源，是个人安全和整体社会安全的交叉连接点，也是对党执政能力考验和合法性基础的培育。社会服务、社会管理是实现“民生为重、百姓至上”的手段和途径。社会服务，从正向说，是一种促进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合理配置的有效的制度化手段和途径；从逆向说，是一种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制度化手段和途径。 社会管理的目标，从正向讲是维系社会秩序、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治安、促进社会认同、推进社会和谐；从逆向讲是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应对社会风险、减少社会内耗、控制社会冲突、弥合社会分歧。社会建设、社会服务、社会管理，都涉及到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大部门的关系问题。

李强教授在题为“扩大中产阶层战略与我国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的发言中指出，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最大难题是社会中下层数量巨大，特别是农民、农民工群体居于社会的比较低的位置上。我国2亿多的农民工，其就业虽然在劳动合同法的意义上有规范化的趋势，但是在技术职称、技术等级的意义上，仍然处在非正规状态，处于“技术流动的社会断裂”状态，造成的社会后果是农民工“有技术无地位”，其根本原因是当前我国社会安排中没有为农民工的技术优势设计良好的上升渠道，农民工的这种有技术无地位的“地位上升滞后现象”已经威胁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李强教授认为，要使得农民工中已经处在产业工业体系中的有专业技术的农民工拥有技术职称，实现地位上升，需要恢复建立八级职业技术分层制度，八级技术分层比目前的五级技术分层更能体现出为今日中国创造出巨大GDP的技术劳动的差异特征，更能体现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巨大差异，更有利于中国工人追求高层次，高水平的劳动技能。

刘世定教授关于“干部遴选—任期制与经济运行”的发言，探索性地分析了当代中国干部遴选—任期制的实施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他指出，经济方面的市场化改革和政治方面的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代之以遴选—任期制的改革，是中国大陆自1980年代以来已经着手进行的制度改革的两大支柱，它们共同构造了改革后制度的基本框架。缺少了对后一方面的研究，对于中国大陆政治经济运行的诸多重要特征就难以理解。干部遴选—任期制是通过任期制和继替制度安排来实施的，由于后任是被前任遴选的，从维护自身合法性出发，对前任施政的肯定是很自然的，这使前任确定的政策的连续性有一定的保障。同时，因为前任受任期退休制度约束，所以后任也存在调整政策的空间。废除终身制后的遴选制度，给各级潜在继替者之间的竞争注入巨大的力量。潜在继替者和非潜在继替者的行为目标会是多样的，其中获得遴选者赞许是重要目标之一，这会导致遴选者偏好品的过度供给。偏好品过度供给事实上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由于新任领导人通常总是存在一种接任以后使经济得以增长的冲动，在这种动机下，他们总是倾向于在接任以后采取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这样会形成因领导任期制和特殊的继任制而形成的政治的经济周期。上述政治的经济周期会和市场经济周期往往交织在一起。此外，干部遴选—任期制也使得每一次任期结束和接任成为寻租的机会，会诱发分利集团的行动以及或大或小地在分利群体中的洗牌，而周期性的寻租和分利群体行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取决于含有特权租的政策的性质及其分配。中国大陆正在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由于市场和政治遴选两大驱动的存在，其特征性困境将是与过度增长相伴随的环境和资源破坏。

互联网络的产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技术飞跃，它的发展不仅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革命，更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推动着社会的发展。网络社会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它将对社会发展，社会结构重构造成极大影响。王大为教授在关于“网络社会安全的挑战”的报告中，回顾了中国网络社会发展的历程，对网络社会的特点及网络社会产生的一些问题做了深入分析，不良煽动、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欺诈、网络组织化犯罪等网络社会问题，对传统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他通过对网络社会治理的模式如新加坡的严格管理模式、英国的行业管理与监管模式、美国的业者自律模式的介绍与分析，对中国网络社会治理的未来趋势做了分析与展望。

温铁军教授在题为“草根社会治理与危机代价承载”的报告中， 从纵向历史比较和横向国际比较中，对中国现存治理问题的背景及其对策做了分析。他指出，当前中国潜在危机的主要问题表现为劳动力过剩、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而国家战略的重要变化，使得本质具有包容性的“三农”在可持续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草根化乡村也可能应对危机问题。 但这需要将改善乡村治理纳入国家战略，包括提高弱势群体组织化程度，奠定政府治理的社会基础，克服对接支农资源的交易成本，与其他措施互补。从解决当前乡村治理问题的基本思路及本土实践来看，首先，要从文化合作入手培育弱势群体的合作精神，其成本最低、收效最快；其次，以外部资源注入为契机改善村级治理，重建农村社会资源动员体制；第三，政府牵头构建综合性合作框架，提高弱势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在政策方面，要立足于经济和社会基础两个层面实现乡村良性治理：要在传统的以促进经济收入提高的基础上，转向满足那些弱势群体维持基本生计和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多样化需求；将弱势群体的文化生活等社会性需求，同农村地区对生态环保等具有可持续发展内涵的需求，一起纳入农村扶贫政策的目标。

（整理：仓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2010级研究生）